貧，原因之一在“田歸富民”，為求解決則“非均田不可”，但均田“行之開創之初，尚虞紛擾，今累葉承平之時，更難施行”。＇53＇表明清人仍把均田作為一種“理想”，但從此清代田制的討論也就轉移到了其他一些方面，如租佃制度等。

比較而言，二十世紀就儼然是一個“土地制度變革”的世紀。從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到共產黨的“土地改革”，再到“集體化”，和其後的“包產到戶”，於二百年後，終於實現了傳統的“田制”理想。＇54＇在那以後也終於發現，田是否一定要“均”，“均田”之後能否即實現農業的成長，以及土地的“出讓”（租佃）、“轉移”（買賣）等一系列的問題。

九、干預租佃關係

康熙年間，政府屢次蠲免田賦，也屢令田主照蠲免分數免徵佃戶田租。雍正十三年，高宗於免除歷年積欠錢糧之時，再次“勸減佃租”：

“（蠲免積欠，佃戶未被恩澤）若欲照所蠲之數，履畝除租，繩以官法，則勢有不能，徒滋紛擾。……近聞江南已有向義樂輸之業戶，情願蠲免佃戶之租者，……朕實嘉悅。其令所在有司，善為勸諭各業戶，酌量減彼佃戶之租，不必限定分數，……”＇55＇

乾隆五年議定，旗地“若並未欠租而莊頭土豪無故增租奪佃者，審實治罪”。同年，河南巡撫雅爾圖請定豫省交租之例，改為按受災分數減租，得旨允行。＇56＇尋因御史陳其凝奏，官為立法，強以必從，則挾制爭奪，必滋擾累。議定仍照雍正十三年諭旨，實力奉行。＇57＇無疑問的，在所有政策制訂中都存在著一個可行性問題，特別是對那些要在廣大地區長時期中長期實施的政策來說，這一問題就更為突出。

乾隆十三年，高宗閱《山東通志》內載聖祖希望山東有身家者“減輕田租”、“贍養佃戶”諭旨時，又提起這一問題，諭：

“今朕省方問俗，親見民情風土，歲偶不登，閭閻即無所恃，……揆厥所由，實緣有身家者，不能贍養佃戶。……夫睦嫻任恤，自古為重，利豈專在貧乏，富戶均受益焉，……何如有無相資，使農民不肯輕去其鄉，即水旱無虞大困。……”＇58＇

似已超出了前述蠲免的範圍，而提倡一般性的減收田租。是年，雍正五年所定“田主苛虐佃戶及佃戶欺慢田主之例”，也終於修訂完成。從此追討欠租就變成了政府的責任，用斯科特的話來說，目的就是實現國家的“直接統治”。＇59＇同一時期，民間租佃關係也有所調整，地租實收率不斷下降（大約下降了二十個百分點），租佃制度得以修訂。＇60＇

康熙年間黃六鴻曾說，“有司誠能愛民”，應“視四境之土田，如己之莊產，四境之農夫，如己之傭佃”。＇61＇這種把所有田產、農夫都視為國家之產、國家之佃，以及讓政府積極承擔更多責任的想法，正是在乾隆初年得到了高度的發揮，並在土地與租佃制度的討論中得到充分的顯現。

清政府對於改變土地制度的主要設想，出於種種原因，最終未能實行。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清人正是透過這一輪討論，才確立了當時的土地制度和租佃制度，而不再將其變更。清代的這些制度，——包括土地佔有在內的財產私有權，土地的租佃制度，小農的家庭經營，農民選擇生產專案和行業的相對自由，某種水平的市場組織和市集活動的存在，——都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對它於無論怎樣評價，其作用卻是無法抹煞的。正是這些問題，到二十世紀又重新引起了巨大的爭論。它在嚴厲的批判之後，又在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內，隨著“農村改革”的發生而一一恢復。因此，在二百年前發生的這場爭論，就更值得今人重視。

十、劃分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