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也是一個“說了也白說”的質詢機構,但既然被請了來,自然不會以唱唱“我們是光榮的參政黨”為樂事,各路人馬演起戲來,卻是真槍實彈,有聲有色。傅斯年是其中最活躍的人物,他最痛恨的物件除了反科學之輩,就是危害國計民生的貪汙腐敗。常常帶頭髮炮,打得貪官汙吏聞風喪膽。因此有了“傅大炮”的美稱。
羅家倫有一篇回憶文章,題目叫做《元氣淋漓的傅孟真》,裡面說:“孟真的號召力和攻擊精神,則與伏臺爾(Voltare)相似。他們都願意為自由和開明而奮鬥。對於黑暗和頑固有強大的摧毀力,而且愛打抱不平,也是相似之處。不過伏臺爾不免刻薄,而孟真則坦白率真。”傅斯年的天性嫉惡如仇,看到天下不平之事就要管,就要罵。一般名人到了他這個身份,就頗愛惜羽毛,胡適就是如此。但傅斯年偏偏任著性子,坦然地說:“我的名譽反正不佳,只求問心無愧而已。”抗戰結束,他以代理校長的身份,接收北大,堅決拒絕與偽北大的師生來往,別人覺得有點過分,他卻固執地說:“‘漢賊不兩立’,連握手都不應該!”對那些下水當漢奸的,哪怕學問再好,他也絕對的不寬恕。每次提到羅振玉,必加“老賊”二字,稱之為“老賊羅振玉”。
不過,這些還是區區小事,“傅大炮”最為人樂道的,還是將中國兩個最顯赫的皇親國戚孔祥熙和宋子文轟下臺來。這兩位掌管了國庫鑰匙的黨國要人,在先後擔任行政院長期間,不僅縱容手下人貪汙,自己也大撈好處。因為有最高領袖做靠山,一般人都敢怒不敢言。但傅斯年的眼睛裡,卻容不得半點沙子。他憤怒地說:“我擁護政府,不是擁護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這班敗類搏鬥,才能真正幫助政府。”他的後半生,幾乎大半的精力都在與特權階級的既得利益搏鬥。程滄波將這場鬥爭,形容為“士大夫與買辦階級的爭持”。士大夫階級沒有既得利益,有超越的公平意識,天然與既得利益者勢不兩立。傅斯年,很有一點傳統士大夫的豪傑氣。豪傑氣,不是每一代士大夫都會有的,按照錢穆的看法,只有戰國、三國、唐代和宋朝的知識分子有豪傑氣。豪傑氣背後必要有憑藉,三國和唐代計程車大夫憑藉的是封建門第,是不可一世的貴族之氣。但在戰國和宋朝,貴族士大夫衰落,平民知識分子崛起,他們一無憑藉,支撐他們信念的是孔老夫子遺留下來的儒家道統。到20世紀,傳統士大夫消亡了,士大夫的精神依然存在,光大於傅斯年這樣的現代知識分子身上。他們也是平民出身,沒有門第的蔭護。雖然孔夫子之道已經被拋棄,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更強大的道統:現代知識。傅斯年等現代知識分子正是憑藉新的知識道統,與政統中的既得利益搏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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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一代豪傑傅大炮(2)
新的知識道統,到20世紀,不再是雲遊四方的孤魂,而是開始有了自己的社會建制,那就是現代的大學、報館、出版業和研究機構。傅斯年腦瓜子很清楚,知道離開了這些知識根據地,知識分子將一錢不值,成為官僚、政客或商人把玩的物件。這位當年“五四”愛國遊行的總指揮,對政治雖然有興趣,但正如程滄波所說:“他對政治,喜歡談論,而容易厭倦。偶然奮不顧身的一擊,並不是對政治有興趣,而是激發於士大夫的責任感。”早在“五四”時期,傅斯年就看透了中國政治的不可為:“中國的政治,不特現在是糟糕的,就是將來,我也以為是更糟糕的。……在中國是斷不能以政治改政治的。”不能以政治改政治,而又負有士大夫匡正天下的責任,那就只有以知識為憑藉,在公共領域大行其道了。到20世紀40年代,因為傅斯年的名氣實在太大,對國家也忠心耿耿,而其行政能力又眾所公認,蔣介石几次動腦筋,要把他請入政府裡面。知道他不肯做,還讓陳布雷發動一幫人去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