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商多於關中塬上的原因，他們第一身份是大地主。

不過隨著開中法一度被廢，大量皇室貴胄投資鹽業，他們依靠身份向鹽務官員施壓，用一張鹽引重複取鹽，並且在兌付官鹽也憑藉身份擁有優先權。

這模糊了官鹽和私鹽的界限。

這實際上是朝廷為應對財政危機，將鹽業向皇親國戚打包出售，並以信用進行透支。

普通商人無法與擁有特權的同行競爭，紛紛退出，有些人不再沾鹽，還有些頭鐵的則開始販賣私鹽。

這樣的貴族專營也很快崩潰，朝廷被迫恢復開中法，並將商賈購買自灶戶手中的私鹽也納入其中，名為餘鹽，與官鹽混合捆綁出售。

如此折騰一遭，鹽商需要的付款的專案從一種變為三種，開中的錢糧、買餘鹽的本錢、買餘鹽後要向官府知府的餘鹽稅。

這筆收入每年能為大明提供一百五十萬兩白銀，同時也能為邊鎮解決部分糧食來源問題，只是邊商和鹽商都虛弱許多。

陝商在此過程中，再度稱為鹽業的合作者邊商，以糧換引，以引換錢。

這是萬曆之前的情況。

大明一半鹽受兩淮都轉運鹽使司管理，這個部門一共有官員六十、胥吏一百，對比其龐大職責，本就運轉極為勉強。

而在萬曆朝，大量官員缺官不補，轉運鹽使司也無法置身事外，鹽業再度崩潰，自然指日可待。

更何況，萬曆再度給皇親國戚發下大量鹽引，巨量透支之下，鹽業再度崩潰，引發天啟崇禎年間的邊軍飢餓。

同時也讓邊鎮鹽引不再值錢，一張鹽引跌至幾分銀子，只剩官價的十分之一，還沒人來買。

在這種背景下，陝商手握大量鹽引無處出售，只能大舉南下遷往揚州，自己做鹽商。

孫振生就是在那個時候，手握鹽引奔赴揚州，攢下了家業。

劉獅子對其‘沒有影響’的說法，不置可否，他可知道孫振生當時為資助地主團練，賣了十四間屋子、五十畝地。

這倒不是說孫振生沒錢，而是典賣田地資助團練，在聲望上更有談資。

在他理解裡，這並非形勢所迫，而是孫振生為剛考取秀才的兒子造勢。

不過此一時彼一時，劉承宗不必把這事拿出來說，只是問道：“你對眼下的陝西鹽業，有什麼想法？”

孫振生連忙搖頭。

他可真一點想法都沒有，鹽不是別的，歷來官營。

在大明，它更為特殊，早年開中法對安穩邊境糧價幫了大忙，使邊疆糧價一度穩定在一石糧四五錢銀子的狀態。

而到後來，因為朝廷心不誠，把它當成斂財的工具，一直透支信用，壞了鹽法，同樣釀成邊疆糧市崩潰的惡果，威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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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元帥府在陝西連個鹽法都沒有，孫振生哪裡敢有什麼想法，他只道：“草民對陝西鹽業並無瞭解，倒是對茶、皮、煤、紙、木、漆、菌、耳、藥諸業均有想法，若大元帥要招商建廠……”

沒等他說完，劉承宗就搖頭道：“孫老先生，我要的不是商賈，而是精通商業的官員。”

劉承宗說罷，轉頭看向孫振生，問道：“你說的耳業，是什麼東西？”

“哦，就是木耳，與菌類相似，都是秦巴山的特產，商南、漢中等地土人設廠，以花梨、青岡伐木做耳扒架，次年生耳，可利三年，三年之後新蓄之木又可做扒，往年都有客商前去採買，獲利甚多。”

孫振生說著這個，腦袋裡飛快思索著劉承宗所說，需要精通商業的官員，心中不由大動。

讓他不由得對劉承宗道：“大元帥富有青鹽，若行食鹽開中，則商路自通，鹽池與邊鎮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