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腦出血”的患者，是我家鄉小村以前給各家送水的老水倌兒。這位昏迷的老人血壓達到了220/140mmHg；我給用上了所有可以用的治療措施，血壓仍然沒降多少。當時坐在診室我回憶著老水倌兒年輕時候的樣子：個頭比較矮，羅圈腿，穿著破舊的衣衫，趕著水車給各家送水。他送水的時候愛與人嘮叨家常，許多人都嫌他太能“磨豆腐”。。。。。。。我的一個不眠之夜並不能挽留老水倌兒艱難的呼吸，他的生命在黎明將近之時便劃上了永遠的句號。

初值夜班時有一週共值了三個夜班，兩個是替別人值的。那才叫緊張，有一種“老黃牛”般忙碌的感覺。那時值完夜班不管多累第二天還是要上白班的，這種“陳規陋習”一直延續了好多年。

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初，值春節班的時候，初四、五經常是我的。那時經常有熱血青年喝完半斤小酒兒便散打起來，然後捧著“血葫蘆”一樣的腦袋到衛生院縫合，讓值班醫生過年也能有事幹。

有一年冬天，大概是我倒愛輝衛生院上班後的第二年的一月份，正是數九寒天的時節。一輛小四輪兒開進了衛生院，兩個農民下車說接醫生到家往診。需要救治的是一位老八路，臥床十多年了。我趕緊拿了急救箱，與來人一起坐上小四輪。迎著刺骨的寒風，在白雪皚皚的路上行進著。我們用了將近一個小時才到患者的家。下了車，患者的家人忙著讓我脫鞋上炕焐腳。患者的病情較重，後來我讓他家人把周院長接來會診。我們倆忙了一宿，患者的病情才有所緩解。

在從事醫務工作若干年之後，我的大腦也“被迫”收藏了多個不幸者的畫面：一個不到三十歲的男子喝了快一瓶的敵敵畏，在那個夏天搶救了不長時間便停止了呼吸；一個十歲出頭的小女孩兒被一輛車撞了頭部，在臨近春天的時候，在病室像花兒一樣凋落；一個不到一歲的孩子因患“重度營養不良、肺炎”在鄉醫陪著去市裡醫院搶救的一個夏日的晚上，還沒來得及走進醫院的門口便停止了呼吸，四個不到二十歲的年輕人在一場車禍中匆匆地結束了生命。。。。。。；即便是我們這些醫術不高的鄉醫，有時也要直面重危的患者，患者親人們的哀號讓我們的心靈也陪著流淚，而表面上我們還必須裝出一副平靜從容的樣子。

鄉醫的工作和生活真的沒有什麼詩意，可我還要硬擠出點兒詩意來。1994年11月2日，我的第一首小詩發表在了《黑河日報》，那天我差點兒激動了一個小時。

1996年3月車院長開始籌備興建樓房。門診部和住院部都是平房，青磚築就的門診部不知有幾十年的歷史了，外牆上有的地方早已出現了裂縫，冬天出門診時都感覺凍腳。當年6月，我們將一部分辦公用品，大型醫療裝置暫時入庫，並在住院部設立了臨時門診，然後自己動手拆除門診房、鍋爐房和大煙囪。我們有時起大早幹，有時在烈日下光著膀子掄大錘。放倒大煙囪的場面十分壯觀：大煙囪緩緩倒下，濺起的塵土磚塊硝煙一般瀰漫開來，在場的男女老少都歡呼起來！這段生活後來被我寫成了一篇散文《掄大錘的日子》，發表在了衛生部機關報《健康報》上。

做一名鄉醫很平凡，可平凡的勞動者也得拿工資啊。拖家帶口的，開不全工資日子就得難過。也不知是從哪年開始，1995或1996年？我們的工資“打折”了，到手的工資不到百分之六十。一想起工資，單位的同事沒有不鬱悶的，我還會對自己十五歲時的決定痛心疾首。那時的自己真就是個小屁孩兒，學習成績名列前茅，放棄考重點高中，又不考師範，偏考了個衛校。如今沒能力進城也罷了，竟成了工薪族中的“貧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