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重大影響力。正如大衛·洛克菲勒謙遜地解讀：“有時，三邊委員會的報告所提出的觀念會成為官方的政策，其中的建議會在我們的圈子之外引起強烈反響，從而引發政府的思考，併成為他們決策的依據。”

操縱與強制

在羅納德·里根擔任美國總統期間（前三邊委員會成員吉米·卡特的繼任者），重申美國全球領導地位不可動搖的新保守主義潮流初露端倪。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提供給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美國國防部長），理查德·切尼（美國副總統），克林·鮑威爾（美國國務卿）和阿蘭·格林斯潘（美聯儲主席）一個絕佳的機會，呼籲建立一個“國際秩序”和對世界安全極端關鍵的“全球反應”機制的重要性，並在“9·11”之後不久的2002年4月召開的三邊委員會上重申他們的建議，要求主要國家的領導人們在美國的大旗下共同合作。《外交世界》2003年11月的分析指出：“富有國家被邀請前來發出唯一的聲音，即共同致力於推動一個佔統治地位的經濟模式的普及化，以期在此基礎上達成全球‘穩定性’的目標。自由民主國家是經濟、金融以及科技的‘根本核心’，其他國家必須接受它所發出的指令，融入到此根本核心中來。”是的，我只想看到唯一的頭兒。

然而，白宮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的不妥協態度，對建立一個國際刑事法庭的堅決反對，對“邪惡軸心國”的自我分析，對伊拉克的強行入侵，對以色列政治的全力支援……都成為這一完美統合的強權力量的汙點和斷層。

為了金融全球化利潤和國際貿易迅猛發展帶給市場的張力能夠有助於推動改善大多數人的生活條件，新保守主義者們開始對國家絕對統治權提出質疑，呼籲取消所有具有保護主義嫌疑的政策，並認為當今危機應該讓自由貿易信條的樂譜降一個調！然而，事實卻是他們什麼也沒做到，來自三邊委員會自身的框框限制了這些“開放”政策的深入人心，也許我們還可以在題為《民主制度的危機》的報告中找到答案。這份由對社會運動極其厭惡，從1975年便開始鼓吹“民主過剩論”的米歇爾·克羅齊埃（Michel　Crozier）、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和綿貫讓治（Joji　Watanuki）編撰的關於民主政體的報告認為，歐洲一體化的理性“必然導致依靠操縱、妥協、甚至強制的手段以達成一項決議”。報告還宣稱，“公民失去天賦權利的意識”以及威脅統治體系的知識界的行動都意味著，“如果必要，可以像非民主國家那樣，依靠獨裁的力量。”

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虛構，還是真實？

我們在之前就談及的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CFR）成立於1921年，是美國獨一無二的智囊團。其中包括了來自商界、經濟界和政界的多達四千位精英人物。其目的？分析全球政治形勢，在對外政策上給予美國政府建議（發表在《外國事務》刊物上）。它被許多人認為是美國對外政策的真正決策機構和最重要的影子集團之一，委員會中的大多數人均為“彼得伯格人”，其餘則是三邊委員會的成員。

這一帶有明顯“血親關係”的組織自然引發和激起民眾對其正當性的疑慮。

有一種陰謀論將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列入“虛構”範疇，認為它實際上被耶魯和哈佛大學的秘密社團骷髏會與卷軸和輪齒會（Scroll　and　Key）所控制。對外關係委員會成員大多出身於此，而這兩個會組成的傑森協會則為這個委員會的行政機構不斷培養和輸送人才。證據？羅伯特·蓋茨（國防）、肯·撒拉扎爾（內政）、蒂莫西·蓋特納（財政）、湯姆·維爾薩克（國務院），司法、軍隊高階統帥，直到現在，中情局的所有高層官員都是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成員，甚至從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