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刺蝟，但按其不安分的氣質來說，還是一個充滿了知識好奇、思維發散而又不無衝突的狐狸。如何在他散漫的論述中，尋找其思想的內在結構，是本文最重要的目標。根據已有的和新發現的史料加以分析，我發現，在他的思想中，具有三種不同的境界：國的境界、力的境界和宇宙的境界。這三種境界，在他一生的心路歷程中，逐次遞升，層層推進，其中，為人們所廣泛注意的“國家民族至上”的國的境界是最淺層的；以力本論為基礎的力的境界是其思想的核心，卻依然不是他的終極理想；林同濟所期盼、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乃是審美的、和諧的、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即使在這三種境界內部，也充溢著飽滿的張力：個人與國家、尼采與莊子、儒家與道家、世俗與宗教之間具有無法完全消解的緊張和衝突。而在緊張和衝突的人生中，試圖尋求終極之物的意義，又是林同濟個人思想的矛盾和複雜性所在。

林同濟：緊張而豐富的心靈大時代中的知識人一、國的境界：“國家至上是世界時代精神的迴音”

中國的民族國家觀念，即現代的國家主權觀念，在中國文化傳統之中，本來並不是自明的。過去中國人只有天下的概念，而沒有國家的意識，用梁漱溟先生的話說：“每個人要負責衛護的，既不是國家，亦不是種族，卻是一種文化。”如果說傳統中國有民族主義的話，那僅僅是一種文化民族主義，以是否認同中華文化作為區別我族與他族的根本標準。19世紀中葉以後，在西方列強用炮火逼迫中國捲入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知識分子開始萌生了現代的民族國家意識。從晚清梁啟超“群”的觀念到“五四”時期的民族主義，民族國家觀念在中國知識分子之中逐漸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然而，民族國家觀念是一回事，將民族國家作為最高的價值，成為“至上”的境界，又是另一回事。將民族國家觀念視作至上的價值，在現代中國思想史中，除了曾琦、李潢、左舜生的國家主義派，張君勱、張東蓀的國家社會主義派之外，就要算抗戰時期的戰國策派了。

作為戰國策派的核心成員，林同濟民族國家意識的萌生應該發生在青年時代。他16歲考入清華。在當年這所留美預備學校，雖然接受的是全盤的西化教育，但學生們的民族意識反而比一般的學校更加敏銳。林同濟雖然入學較晚，在“五四”愛國運動的三年之後方跨入校門，但上海的五卅慘案、近在眼前的三·一八慘案，都給他留下很大的心靈震撼，有一種強烈的“國將不國”的憂患感。直至他出國留學，國家被瓜分的憂慮依然像死結一般纏繞在心頭。在伯克利攻讀學位的時候，他用了很多功夫收集日本在東北鐵路的資料，透過仔細的研究，發現日本對東三省有鯨吞的計劃。1930年，他同時用中文和英文發表《日本對東三省的鐵路侵略：東北之宕機》一書，用大量的資料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不及一年，林同濟的預見不幸言中參見林同濟：《日本對東三省的鐵路侵略：東北之宕機》，上海華通書局1930年版。。林同濟在美國深受刺激，強烈感覺到中國的落後，不僅是國力不如人，更重要的是，中國人的文化和人生觀都有問題，而最緊迫的問題，是在一個國與國之間力的競爭大格局中，缺乏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有組織的力量。

林同濟：緊張而豐富的心靈（2）

林同濟回國以後不到三年，抗日戰爭爆發。他與雷海宗等人辦《戰國策》雜誌，開始全面宣傳“民族至上”、“國家至上”的理念。為什麼民族國家擁有至上的地位和價值？林同濟有一套他稱之為“文化形態歷史觀”為其論證。他深受歐洲的湯因比和斯賓格勒的影響，相信在歷史的演化背後，有著深層的“文化模式”或“文化形態”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歷史學家的任務，就在於用文化綜合或文化統相（cultural　configuration）的方法，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