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佔了兩類：右派和地主。右派是我父親，地主是外公，兩頂黑帽子，是兩座黑壓壓的大山，壓在頭頂，全家人都直不起腰。

八大時間（3）

我上學的記憶是從被汙辱開始的，記得那是一個下雪天，老師出去看雪了，我們在教室自習；雪花從窗戶裡飄進來，落在臨窗而坐的我的脖子裡，我下意識地縮緊了脖子，起身想去關窗戶，剛好被從外面賞完雪進來的老師發現了。老師走到我面前，問我想幹嗎。我說是雪飄進了我脖子，我想關窗戶。老師問我是不是冷，我說是的。狗日的老師說：你頭上戴了兩頂大黑帽還怕冷啊。

這個狗日的！

這是在課堂上！

老師都是如此，更何況少不懂事的同學。所以，我不喜歡上學，因為上學對我就意味著受欺辱。都說學校是育人的，教人以美德，授人以知識，但其實不盡然。我小學到初中，喊過的老師至少十幾個，但真正溫暖過我的只有兩個：一男一女，男的叫蔣關仁，女的叫王玲娟。王老師是知青，胖胖的，演過沙奶奶。蔣老師是個仁義的人——像他的名字一樣，上課不用教鞭（只有他一個人），高個子，籃球打得很好。十幾個老師，只有兩個人，似乎是少了些。但夠了，因為他們代表著善良、正直、仁義和愛，是可以以一當十的。每次我受了欺負，賴在家裡不去上學（這像一種慢性病，一年裡總要犯個一兩次），父親和母親會用兩種截然不一的方式來催趕我去上學，父親是動武，用毛竹條抽打我，粗暴地趕我去；母親是搬救兵，把王老師和關仁老師搬出來說教，有時還直接把老師搬回家，現場將我帶走。父親的方式其實往往是把事情弄得更復雜，我經常是人走了，但又不去學校，而是找一個牆角躲起來，等放學了才回家，製造一個上學的假象。假的真不了。王老師（她是班主任）看我一天沒去上學，晚上篤定要來我家問原因，一問真相大白了。從結果看，父親似乎在用另一種方式把愛我的老師請進家門。當然，老師登門了，學校的大門又向我敞開了。小學五年半（就是這樣的），我最深的記憶就是這種再三的賴學、勸學，大門關了，又開了；開了，又關了，就這樣反反覆覆的，反覆中我一再嚐到了被欺辱的苦頭，也一再品到了被寵愛的甜頭。

關仁老師，王老師，一男一女，一高一低，像一對天使，像一個完美的世界，存放在我心的最深處、最暖處。他們使20年前的我留下了一首詩——

我心裡有陽光

來自兩個有性別的太陽

一個是男的，一個是女的

很笨拙的，但很真實。

3�那年那月那三天

這裡指的是兩個時間：一是1978年6月11—13日，二是1981年7月7—9日。前者是初中考高中的日子，後者是高中考大學的日子。兩個日子對我都是非同尋常，有點一錘定音的意味。人生能有幾回搏，說的就是這樣的日子。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啊！

把歧視當做動力，發奮讀書，透過優異的成績叫人刮目相看，從而改變受歧視的劣勢地位，這是受歧視者正常的一種反應，一種情況。另一種情況是自暴自棄，破罐子破摔，無所謂，無所求，任歧視自由發展。我當屬於前者，想透過努力把劣勢蓋住的。但是，我們那會兒讀書學習成績是不重要的，考試都是開卷考，好壞很難體現也無人關注。那時候，我們的好壞主要體現在勞動積不積極，好事做得多不多，對老師禮不禮貌等，這些課本之外的東西上。這些東西我都做得很好，小學五年，我當了五年的勞動委員。我待人也特別禮貌，包括現在都是這樣的。到了1977年，天變了，國家恢復了高考，學校也開始要成績了。這時我在讀初二。我讀的是二年制初中，初二就是畢業班。要在以前，像我這種“黑五類”，高中肯定是沒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