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在用“遊戲”的自由掙脫命定的艱難。從這個意義上說，“遊戲”一詞的“普及”，是人性被歷史特批的挑戰，是生命在當前僅有的選擇，是虛妄破產後大地新生的前奏……

四　傅國湧：《秋瑾被殺害之後》

人間總有悲劇，悲劇的意義不同。有的冤沉大海，有的變成了“人血饅頭”；有的卻能“一石激起千層浪”，有的甚至直接成為歷史的新起點、危機的導火索……

要預測歷史趨勢，可以看一場悲劇過後的社會反應——如果看客如雲、人心似冰，則那些習以為常的悲劇，很可能只是一場浩劫的先兆；如果世論如刀，密如雨點般扎向那悲劇的製造者，則那些猝不及防的悲劇，或許也就是悲劇的謝幕。

1907年，“鑑湖女俠”秋瑾被害於紹興，輿論鼎沸，聲討如潮，竟將奉辦此案的官吏們追成喪家之犬，有的仕途中輟，有的稱病辭職，有的成了過街老鼠抑鬱而死，有的不堪良知煎熬自縊身亡……四年之後，清王朝覆滅。難怪本文作者將秋瑾死後這種輿論的反應，稱為“那個黑暗歲月所看到的一線亮色”。

70年後，訴求真理的張志新慘死於瀋陽，輿論靜如覆盆；3年後沉冤布世，社會輕漾微瀾，旋即啞默如初。時致今日，尚未聽說有任何一位“辦案人員”公開懺悔，甚至沒聽說有任何一位官員對此“承擔責任”……

五　何新華：《西方的復仇》

說的是滿清王朝，對當下卻足資警醒。

多年以來，我們的近代史都是這樣寫的：是殖民主義者的狼子野心，製造了中華民族的深重災難；是鴉片販子的鬼蜮伎倆，把我們害成了“東亞病夫”；是帝國主義的兇殘掠奪，使清朝政府喪權辱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完全是詩書禮義的中華遭遇了西方“強盜文明”的結果，否則，“中國在明朝末年就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完全可能按照歷史發展規律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無論如何也不至於淪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這些耳熟能詳的“教科書歷史”，流佈之廣，影響之深，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甚至已經成了當代中國社會“集體無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

年輕時讀這樣的“歷史”，就曾經閃過一絲懷疑：那“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辯證唯物主義，不是論斷了“內因才是變化的根據，外因只是變化的條件”嗎，對中國近代史怎麼就不管用呢？後來讀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讀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大綱》，讀蕭功秦的《儒家文化的困境》和朱學勤的《從馬戛爾尼訪華談起》，漸漸強化了這種懷疑。在這樣的基礎上，何新華的這篇文章，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但這根“稻草”又是何其沉重啊！何文用豐富的史料，證明了這樣一個事實：“三百多年前，中國對西方以朝貢體系中‘天朝’對‘蠻夷’的一種不平等的關係開始；三百多年後，西方對中國又以條約體系中強國對弱國的另一種不平等關係來代替”——我們苦大仇深的“血淚賬”，竟然是“西方的復仇”，是腐朽政府長期為非作歹的咎由自取！這以後的血光淚海，其實都只是因果報應的預約，只不過是由無罪的人民在為作孽的政府還債罷了。

這樣的說法，恐怕要傷某些人的“民族感情”。為穩妥起見，我再做一次文抄公——“在近一百年的時間裡，清政府先後制定過……規範西方人行為的各種章程，從西方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