鬥爭。”〔5〕結果，這個廠的領導被戴上“走資派”的帽子，30多人被隔離審查，3人被逮捕。

《人民日報》記者還從天安門廣場抄了一份傳單，其中有這樣幾句話：“在周總理患病期間，由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鬥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鄧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全國人民大快人心。”結果，姚文元斷章取義，把鄧小平汙衊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頭子納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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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76年“天安門事件”被定性為“反革命政治事件”（2）

與此同時，姚文元再一次打電話給《人民日報》負責人，明確地說：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的活動，是“反革命性質。”他還指示《人民日報》：“一要抓緊批鄧，二要打擊反革命。”報社內部應“繼續討論這種活動的性質，認清性質。”〔6〕

4月4日晚，華國鋒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事情。葉劍英、李先念沒有參加。會議認為，天安門廣場上的悼念活動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動群眾藉此反對主席、反對中央，干擾、破壞鬥爭的大方向。”江青在會上揚言要清理廣場上的花圈，逮捕“反革命”。

第二天凌晨，天安門廣場上的花圈、詩詞一夜之間全都不見了，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佈置了三道封鎖線。群眾同民兵、警察和軍隊發生了激烈衝突，雙方都有人負傷。下午6時30分，北京市委書記吳德發表廣播講話。他說：“極少數別有用心的壞人利用清明節，蓄意製造政治事件，把矛頭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黨中央，妄圖扭轉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方向。我們要認清這一政治事件的反動性，戳穿他們的陰謀詭計，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當。”他還說，天安門廣場“有壞人進行破壞搗亂，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要求“革命群眾應立即離開廣場。”〔7〕這天，王洪文親自跑到天安門廣場坐鎮指揮，要警察“跟著最壞的，離開天安門再抓。”在吳德講話三個小時之後，一萬多名民兵和警察手持棍棒封鎖天安門廣場，毆打群眾，並逮捕了30多人。

就在這天深夜，姚文元給《人民日報》負責人打電話，要求把那篇已經寫好的《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的社論在第二天登出來，而且還要放在“一版頭條加框”。姚文元要這位負責人轉告新華社，在當天就播發，“全國明日都發出，電臺明晨6時半廣播。”他還叮囑這位負責人：“這篇社論對反革命是狠狠的打擊”，“今天晚上你要把發表社論這件事辦好，這是我交給你的政治任務。”〔8〕

4月6日一大早，中央政治局的部分委員聽取了北京市委的彙報，認為###是“反革命暴亂性質”，要求“儘快通報全國”，並指示公安部門“揪出司令部”。

據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回憶，這幾天，毛遠新經常到毛澤東那裡彙報情況。他說，政治局的同志連夜開會，認為天安門前發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一次匈牙利事件在中國的重演，還說了“鄧納吉”這類詞。政治局決定將天安門前所有的花圈燒掉，還透過了吳德同志的那篇講話稿。“這一時期的決定都是政治局議定後報告主席的。主席也無力細問，只能點頭，表示知道了。”4月6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之後，毛遠新將會議報告送給了毛澤東。毛澤東在報告上批示，同意政治局的處理意見。

在此期間，《人民日報》通訊員和記者寫了一篇《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報道。姚文元指示《人民日報》負責人，“要鮮明地點出鄧小平。”〔9〕這篇報道詳細地敘述了4月5日天安門廣場發生的情況，歪曲事實真相，認為這個事件是“一小撮階級敵人打著清明節悼念周總理的幌子，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地製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