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配和激勵他的動力有許多種：金錢、榮譽、權力、女人等等，這些因素有時也會盤根錯節，交替或交叉起作用。但對萬曆這樣一個富甲四海、位及人君，精神上卻孤苦伶仃的天子來說，只有鄭貴妃才是他唯一的支柱。

正是出於這種心理，萬曆才在生命最後一刻，遺命封鄭氏為皇后，死後葬於定陵玄宮。可三百年後，定陵玄宮洞開，人們發現所有的棺床上都沒有鄭貴妃的影子。後殿並列的三口硃紅色棺槨，中間是萬曆皇帝，左邊是孝端皇后王氏，右邊是孝靖皇后王氏也就是太子朱常洛的母親。這一悲劇性的安排，確乎在他的意料之外。但是，既然生前就已對臣僚失去威力，那麼在他死後，這種威力就更不存在。他的遺詔沒能實現，因為大臣們認為大行皇帝——對剛死去皇帝的稱呼的遺詔“有悖典禮”。既然皇帝已死，再來冊立皇后，誰來主持這個結婚儀式？這一悲劇性的結果，萬曆皇帝生前是應該料到的。

不過，這出悲劇的創造者，不是孝靖皇后之子朱常洛所為，因為他只當了二十九天皇帝便命赴黃泉。倒是朱常洛的兒子、十六歲的朱由校在當上皇帝后，將他的祖母王貴妃追尊為孝靖太后，並從東井平岡地把棺槨遷來，和萬曆皇帝、孝端太后一起葬於定陵玄宮，成就了這段“好事”。

至於萬曆皇帝寵愛的鄭貴妃，比他多活了10年，由於她被認定是禍國殃民的妖孽，已得不到朝中群臣的同情。這十年，她住在紫禁城一座寂寞的冷宮裡，和她的愛子福王天各一方，飽嘗母子分離之苦和世態炎涼。1630年5月，鄭貴妃在悽苦鬱悶中死去，帶著無比的絕望與怨恨走進了銀泉山下一座孤伶伶的墳墓。而她的兒子福王朱常洵，倒真是一個禍患，就藩洛陽後，昏庸無道，魚肉人民，在鄭貴妃死去11年後，為李自成農民軍所殺，三百斤重的肉體跟鹿肉摻在一起，做成“福祿酒”，軍士一飲為快。

走進陰冷的地下玄宮，面對三口朱漆脫落的巨大棺槨，留給人的印象仍是命運的殘酷。假如中間棺槨內的萬曆皇帝還有知覺，大概是不會瞑目的。因為他心愛的女人，這唯一一個把他當成一個“人”的女人，並沒有長眠在他身邊。他們的恩愛生前未得到認可，死後同樣無法如願，這不能不算作萬曆皇帝的一出悽婉的愛情悲劇。同時，面對棺槨，也不能不為帝國唏噓嘆息。傳統觀念的不可超越，一個年輕聰穎的皇帝在政治生涯中無法充分利用自己的創造力，個性也無從發揮，反而被無形的鎖鏈牽引進陰森可怖的洞穴。一位富有詩意的哲學家說：“生命不過是一種想象，這種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間的任何阻隔。”在這地宮深處，潮溼黴爛的棺木和膠結汙腐的油泥給人的感覺，卻是無法衝破的凝固和窒息。更為可悲和令人遺憾的是，那個曾經為萬曆皇帝付出過青春和愛情的鄭貴妃，一直為後人所唾罵。即使史學家也未必給予這個悲劇性女人公正的評價。“女人乃亡國之禍水”，同樣是為鄭貴妃所作的結論。在“國本之爭”這個主題上，尚有為數眾多的歷史研究者，其觀點依然站在四百年前萬曆一朝的臣僚一邊。似乎鄭貴妃天生就該安分守己地做任人宰割的妃嬪，而不應有做皇后的非分之想；萬曆皇帝天生就該和王恭妃恩恩愛愛，不應有真正的愛情……這些有悖常情的論斷，無疑有失公允，大多出於一種僵化、保守、人云亦云的思想驅使，弄得是非漸已分明的歷史，再度蒙上了一層難以辨認的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