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麥9700餘石，便由歙縣按每畝科絲四錢向輕租民田加徵，用以補足“原虧夏麥”。可是徽州並不養蠶，歙縣的老百姓必須先把糧食賣成銀子，拿銀子去買生絲，再繳給官府。週轉兩次，負擔更重。按理拖欠只一年，可是這人丁絲絹一收便是一百多年。

這件事由歙縣發酵，當地官員上奏道：南京承運庫每年收絲絹匹，其中浙江、湖廣這種產絲大區，才繳納8501匹；應天（等）十三府，只要繳2905匹。我們徽州府根本不養蠶，卻要負擔8780匹。當地民眾只能賣了糧食，折成銀子，從浙江等地回購，這兩道手續，讓成本翻倍，苦不堪言。更何況，這筆負擔若是六縣分攤，還能勉強忍受，可現在是歙縣一縣承擔——這一縣之稅，比浙江、湖廣兩司都高，根本不合理啊！

原本歙縣上奏的核心是“人丁絲絹”的稅負歸屬，到底歙縣單出還是六縣一起出。這並不是一個複雜的案子。呈文送到南京戶部，很快有了批示：要求應該遵守法典，均攤賦稅至六縣，請戶部酌情辦理。按道理事情到這就算完了。可是，問題來了，其他五縣不願意！憑什麼不產生絲卻要繳絲。

徽州風俗一向健訟，百姓一碰到問題，第一個反應就是上訪告狀。徽州府無力調停這個糾紛。於是六縣民眾把注意力全放在了更上一級的機構。

於是，整個江南官場熱鬧非凡。有歙縣的老百姓去找兵備道告狀，有婺源縣的不平士人去應天巡撫那兒告狀，有績溪縣士民跑到應天巡按那裡訴苦。只要和徽州事務沾邊的衙門，幾乎被他們騷擾了一個遍。兩院、兵備道的衙署門庭若市，告狀的比送禮的人還多，幾乎演變成了全民大訴訟的熱鬧局面。

六縣鬧成這樣，上頭生怕釀成民亂，不得不坐下來好好處理。其中就有人想出了個好辦法：協濟。所謂協濟，是指當一處官府出現資金緊張時，由上級出面協調，組織臨近州府進行援助。他們建議既然徽州不產絲，人丁絲絹又是填補當年夏麥造成的，理應取消，由浙江、湖廣這種產絲大區補足南京承運庫所需絲絹。他們原只要交八千多批，再加應天十三府，消化徽州的八千匹似乎不是問題。可是浙江卻上報說絲絹稅實際總額高達十三萬匹，湖廣的總額為二萬七千匹，這些超出南京承運庫的數額很大一部分被送往太倉銀庫、丙字型檔，隨後他們的去向就不得而知了。

協濟不成，這絲絹任務又打回了徽州府。幾位主事官員齊聚徽州之外的太平府，在巡撫都院的主持下，最終決定用均平銀的方式解決問題。“人丁絲絹”繼續由歙縣獨交，8780匹絲絹摺合白銀6145兩，不予撤銷。但歙縣在四司銀、磚料銀、軍需銀等雜派均平銀中，減去5260兩，分攤給其他五縣來交。可是它換湯不換藥，怎麼騰挪，五縣都是吃虧，這才引發了“婺源之亂”。所以批覆這個決定的南京戶部尚書殷正茂就被推到了風口浪尖，因為他是歙縣人，所以橫幅上就有了“歙宦某倚居戶部”這幾個大字。

徽州之亂的影響，若是放在以前，大概只會侷限於當地。可是正逢皇帝重視江南的織造，內閣幾位大人都不敢怠慢，便趕忙把奏摺送到了朱佑樘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