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下是資料，但是明天會修改過來的，不好意思啊。又是這樣的，我自己都有些鬱悶。現在訂閱了也沒什麼，因為明天修改後，已經訂閱的點進來是不需要錢的。所以這點大家放心，不會讓你們làng費幣的。

——————————————————————————

1989年，張元和導演系同學王xiǎo帥策劃了劇本，在嘗試購買廠標未果後，在未經劇本審查的情況下，向一家sī營企業籌集攝製經費拍攝了電影《媽媽》。直到影片全部攝製完成，他們才向西安電影製片廠購到廠標，並由西影廠送審發行。這部電影以一個母親及其弱智兒子的苦難經歷為主要故事線索，劇情晦澀，根本談不上好看；但從另一個側面，評論界認為它是新一代電影人的“藝術宣言”因為兒子這個角sè顯然具有某種隱語意味——評論界認為影片具有直指“第五代”的“弒父jīng神”——在當時，面對來自“第五代”強大的美學壓力和現實處境的雙重壓力，第六代導演開篇便以獨特的密碼書寫這樣一則寓言，似乎也不是不可能。

的確，《媽媽》自誕生之日起就被賦予了多過於電影本身的隱喻含義，因此往往令慕名前來的人感到失望，但在當時，它的問世確實也給在困境中絕望掙扎的同代人以新的希望和啟示。隨後，張元又再次另闢蹊徑，給同輩電影人指向了一條可能的出路：儘管《媽媽》的國內發行很成問題，首發只獲得六個複製的訂數；但第一次，在未經任何官方認可與手續的情況下，張元帶著《媽媽》前往法國南特，並在電影節上獲評委會獎與公眾大獎。隨後，他帶著這部電影開始在數十個國際電影節上參展、參賽，以這種方式，張元成為了繼陳凱歌、張藝謀之後，又一個為西方所知曉的中國導演。

《媽媽》之後，張元又拍攝了《北京咋種》，王xiǎo帥則在同年自籌資金拍攝《冬chūn的日子》，與此同時何建軍攝製了《懸戀》（然後是《郵差》），一時間，獨立製片開始成為中國電影中的一股潛流，並呈現出愈演愈烈的趨勢。

不得以的地下時期

“當獨立電影人的作品在歐美電影節上頻繁製造中國熱點時，一種回應是：中國電影代表團和中國製片體制內製作的電影作品拒絕或被禁止出席任何有獨立製片作品參賽、參展的國際電影節。於是，一種複雜、微妙而充滿張力的情形開始出現在不同的國際電影節之上。作為一個高cháo，是第五代主將田壯壯未獲審查透過的影片《藍風箏》的參賽以及《北京咋種》的參展，使中國電影代表團在到達東京之後，被禁止出席任何有關活動。”

1993年，中國廣播電影電視部在媒體上公開發表了對電影《藍風箏》（田壯壯）、《北京咋種》、《流làng北京》（吳文光）、《我畢業了》（王光利）、《停機》（1993年張元的《一地jīmáo》開機，因為《北京咋種》一片又sī自參加日本東京電影節，引起官方的極大憤怒，上級主管部mén發下“緊拍令”，所有影視機構不得與張元合作，同時電影製片廠撕毀出租燈光及攝影機的合同。關於這次“下馬”事件的整個過程在張元的妻子寧岱的紀錄片《停機》（原名是《關於一部被禁影片的討論》）裡有所記錄。）、《冬chūn的日子》（王xiǎo帥）、《懸戀》（何建軍）七部影片導演的禁令。

參加電影節

獨立製片方式下的電影難以被國內體制容納，審查無法透過，複製賣不出去，獨立導演們於是紛紛效法張元，走向國際電影節，以求突圍。而這一原本是不得已“集體行為”，在得到西方世界的默許和鼓勵之後，反而變成當時大多數“地下電影”獲得生存和認可的“唯一途徑”。此後，張元的《東宮西宮》獲得了阿根廷馬格帕羅塔電影節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