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府一直實施著嚴格的專賣制度，設立專門機構銷售鹽貨，儘管在奪取湖南後，設立各地包商，但給予鹽商的利潤極為有限，絕大多數利潤盡入督府。

“……以兩湖四千五百萬百姓計，每人每月需鹽非得半斤不可，每月需鹽兩千兩百萬斤出奇，再加上牲口等用鹽，每月非得三千萬斤至三千五百萬斤不可……現在應城鹽礦每月可開採石鹽1500噸石鹽，透過礦內藍板、土雜制滷亦可得1500噸左右，每月所得鹽三千噸出奇，每月至也就是六百萬斤，縱是明年每月至多出鹽千五百萬斤至兩千萬斤，與實際需求仍有差距……”

作為鹽務專員的王孚道出的是一個事實——兩湖的鹽荒並沒有因為應城的鹽礦開採得到緩解，因為其產量總歸有限。

曾經作為第二團團長的他，在督府易制之後，被委任為督府戶部的鹽務專員，之所以由其出任此職，是因為他曾是鹽商出身，同時他還是軍人，甚至就連同第二團，也被改編為稅警，以確保鹽稅收入，畢竟於官府而言，鹽稅委實太過重要，幾乎等同於督府的命脈。

在外人看來這是一個肥差，剛開始的時候，王孚也以為這是一個肥差，可在接任鹽務專員之後，才發現這根本就不是一個“優差”，而是一個“憂差”，一不小心極有可能掉腦袋的“憂差”。

“現在，官府每月售以1200萬斤鹽，除六百萬斤由應城鹽礦提供之外，其它六百萬斤只能透過江路購自四川、淮南，而私鹽湧入每月亦多達五百萬斤出奇，其中三成出自廣東，六成出自四川，以臣之見，為督府之稅課，必須對販賣私鹽者，課以重刑，加以打擊，否則其必定日益猖獗，進而影響官鹽銷售……”

影響到官鹽銷售，就必然將會影響到鹽課，而鹽課有多少？每月看似只有不到40萬兩的鹽課看似不起眼，但卻佔督府收入的四成左右，如此一來，又怎麼可能不看重？

聽著官鹽銷售受到影響，朱宜鋒一面點點頭，表示必有答覆，一面擎杯尋思，慢慢的說道。“這鹽稅於督府固然非常重要，畢竟督府四成之稅，盡源於鹽，可現在兩湖的問題是，咱們提供不了足夠的鹽，官鹽的產量不足。老百姓吃不著官鹽，只好吃私鹽；那些鹽梟固然是與國爭利，可於老百姓來說，若是沒有鹽梟，這兩湖淡食之苦何解？如此一來，咱們非但不能禁，反而要歡迎鹽梟，甚至於處處幫助鹽梟的忙，為的是讓他們把這私鹽從廣東、從四川運到咱們兩湖來，只有如此，老百姓才能吃著鹽。”

聽大都督到這裡，王孚似大有所悟似的介面說道：

“現在私鹽於我兩湖確實重要，可問題是私鹽猖獗，官鹽自然滯銷，生意自然做不開了，我們一個月只能賣1200萬斤，可若是賣2000萬斤呢？這鹽課能增加多少？臣以為，查禁私鹽與鹽梟販私沒有任何關係，畢竟鹽梟者所看重的是利，一面嚴加查禁，一面設立官買，許其之利，權衡風險，他們自然更願意把鹽賣給官府！”

作為鹽務專員的王孚，之所以會提出這個建議非常簡單，就是為了能夠在大都督面前展現自己，即然不能再於沙場上混個開國元勳，那便作一青史留名的名吏吧！現在於督府來說，什麼最重要？自然是銀子！

無論是打仗也好，辦機器工廠也罷，最終都需要大把的銀子，而在王孚看來，只要能把這鹽課辦好，這督府便不會再缺銀。

“成啊！”

對於王孚的建議，朱宜鋒自然沒有拒絕。

“現在督府這邊要辦的事情太多，花銀子的地方也太多，這鹽價委實太高了，亦不能增加，你能想到在這上頭動腦筋，我看很好，若是能把這私鹽控制好，這府庫的收入增多，當然還有一個前提就是，絕對不能影響到私鹽的輸入，畢竟這鹽關係到民心，若是民間淡食，自然也就民心不穩，民心不穩安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