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垛是考察考生射箭的準確性，是在規定距離內考察射箭的水平；馬槍又稱馬射，考的是馬上射箭，考察的是考生在移動過程中射箭的準確性；步射以草人為箭靶，考試成績不但要看命中率，而且還要求射箭動作的規範；才貌主要是要求身高，“以身材六尺以上者為上，以下為次”，唐代的六尺約合後世的米，要求顯然是非常的高；言語以“有神采堪統領者”為佳，至於神采的有無，那就主要是靠考官們感覺了；舉重就相當於今天的舉重，是對膂力的考察。

由以上考試內容可以看出，射箭和膂力是最受重視的科目。這直接影響了後人對那個時代的英雄形象的塑造——後世的《說唐》中，對膂力尤其看重。譬如李元霸、宇文成都、裴元慶、熊闊海等人，“力大”成了小說家最常用的讚美之詞。

諫官薛謙光向武則天上疏說：“以‘武能制敵’為名目開科取士，卻只考試彎弓射鵰之類的雕蟲小技……像當年名將吳起上戰場前，手下人向他進獻寶劍，吳起拒絕了。他說‘臨難決疑，才是將軍的本職；拿著寶劍去衝殺，那不是將軍應該做的！’可見這是本末倒置。”

薛謙光緊接著列舉出三國名臣諸葛亮、司馬懿等人的例子，並首創了“謀將”——他們或許並不擅長弓馬，卻能夠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

薛謙光上疏的時間比武舉開科的時間早了整整十年，足見，他並非是衝著武則天的新政策去的，而是針對當時的一種武將選拔制度去的。而武則天為什麼沒能夠聽進薛諫官的勸告，依然採取了那樣的考試製度，沒有資料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但不可否認的，薛謙光的上疏一定引起了當朝許多人的注意。之後幾十年內，對武舉的選拔條件越來越苛刻了。從那個年代的考試科目中就可以看出來。譬如公元735年設立的“智謀將帥科”，785年設立的“識洞韜略、堪任將相科”，786年開設的“軍謀弘遠，材任將帥科”等。

之後很長時間，人們對武舉的文化課要求越來越高，武舉的整體素質也隨之越來越高。大魏開國後出現的《擬武舉殿試策》完整地記錄了大魏對武舉的文化課模擬考試的內容。這套模擬考試題一共有七個問題：商湯滅夏是否運用了陰謀詭計？周武王伐紂是否符合天命？晉文公為何稱‘伯’而不是稱‘王’？上古出兵之前，多以‘刑’告誡將士，‘刑’的含義有何變化？《司馬法》提出的原則，為什麼後世難以遵用？墨子主張‘非攻’，反對戰爭；諸葛亮對孟獲七擒七縱，其智謀何在？兩漢都有羌人叛亂，西漢用安撫的方法，東漢用武力的方法，都平定了叛亂，其原因何在？

這七個看似毫不相干的問題，答案卻驚人的相似——“仁義”是治亂的根本，有德有能的君主應當學會“偃武修文”，以德服人。而武力則只是一種象徵，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堅決不用。

這套理論在武舉中推行，是否會受到歡迎？武舉準備了一大通的兵書知識，可《司馬法》這樣優秀的兵書卻被認為是不祥和的東西。武舉練就了一身過硬的本領，卻要讓他們當堂說出戰爭是無用的，他們的心情誰堪體味？

實際上，文武雙全，一直就是古代將帥的人生追求。並且，在幾千年儒家思想一統天下的古代社會中，只會練武的莽漢自然是很難躋身主流社會的。關於武舉的策文（文化課）考試，歷代統治者持有不同意見，爭來爭去，無非是要不要考，考什麼的問題。

源於隋，制度化於唐的科舉制度，在大魏朝得到了極大的完善，雖然名門貴族仍然不少，但由科舉而進身仕途的觀念在大魏朝仍然深入人心。而武舉則是科舉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大魏朝武舉在唐朝的基礎上又有了新的發展。

大魏朝，首開武舉殿試之先河，形成了解試、省試、殿試的三級考試製度。大魏武舉一改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