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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某人從十八歲開始，放棄高考，服從國家需要（後來知道是周恩來總理批示過檔案）來電視臺工作。四十年來一直在自己崗位上兢兢業業地盡職盡責，雖沒什麼貢獻和建樹，但我絕不比舉報信的作者在愛黨愛國愛中華民族和愛崗敬業上有半點不如，我深感我應該或肯定要比他懂黨的章程。自稱退休的老幹部，居然提出這樣無理的要求，不懂開除一名共產黨員要根據黨的章程和履行黨的組織程式，幸好我沒在他就是“黨規”的這位同志的領導之下。

我們都有老的那一天，人老了，十多年後的今天我更老了，但關心國家大事不能稍有放鬆，即使看到或聽到別人有不當言行，也要以長者宅心仁厚的胸懷，與人為善地提出規勸，動不動就開除人家黨籍，怎能“不教而誅”呢？這太可樂了，這種霸道作風與無理要求難不成要堅持一生嗎？再者；我們偉大的革命事業的目的不就是要為人民謀幸福，使千千萬萬家庭“風雨不動安如山嗎”。革命難道與家庭誓不兩立嗎？我要鄭重重申，我指的事業乃個人業務，別解釋成共產主義事業。

我寫了一本書引來了如此多的麻煩。林林總總，故我曰：“人生寫書麻煩多。”

但有一點，有批評也應允許反批評。

另外，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批評的限度不應涉及到不許別人出書的地步，因為一些持激烈批評態度的人自己也許永遠不打算出書，卻又不叫別人出書，“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我也許受了對當時的一種否定“名人”出書的風潮的刺激，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再出幾本。當然，第二本書三十萬字的文字碼得嚴嚴實實，還是那句話，至少可以按今天一些書的做法，能出成不止一部。

福無雙至　“煩”不單行（2）

第二本書的出現也有巧合的因素，倪萍《日子》的責編、作家出版社張一玲在梅地亞賓館和倪萍坐在茶座說事兒吧，我正巧也到了大堂等朋友，倪萍給我介紹了張一玲，張很熱情地約我談談。第二天晚上，她帶來林金榮和我談到約寫一本書的事，由她們二人聯手做責編，在作家出版社出。這就算緣分吧，因緣際遇很多事湊在一起，而最主要的是《歲月隨想》使我成為當時圖書市場上的“當紅作者”，很多出版社，以我的書為目標，千方百計，約稿催稿，一時間名人出書熱好不熱鬧，“　你方唱罷我登臺，兄弟姐妹寫起來”。就算如此，坐下來寫點文章，靜下來整合一本書，這終究是尊崇文化的一種傾向，又有什麼不好呢？

我曾對記者說：“有一句老話，被惡批過，我今天重拾起來，那就是‘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一個人，一個民族，如果都不讀書，那還有什麼前途。當然，多讀書，讀好書，讀有用的書，不見得要讀趙某人以及這類人出的書，那敬由尊便。何況我的書不算百萬以上的盜版，正版印到105　萬冊，銷售一空，如果我與陳軍再多努把力，相信還能再擴大這個數字。《歲月隨想》不乏讀者，包括點評和批評我的朋友們，也肯定仔細讀了我的作品。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我想說的是包括我在內，這一“族群”的兄弟姐妹，出於自發或是應邀寫作，他（她）們一定在寫作中，看過不少書，參照過前賢與當今才俊們的精妙大作。僅這一過程，我們難道不應拍手稱好嗎？難道前輩大家著書界的名人，不應對這些仿效者加以指點與鼓勵嗎？我看到報載某教授鼓勵他家小保姆學習文化，努力進取，經過高考，上了大學這是多麼好的事呀。

就算我和類似於我這樣的為公眾服務的演藝人員是您家的傭人，您不能也鼓勵鼓勵嗎？

文字不通，語焉不詳，甚至錯別字時而有之，這個通病不獨屬演藝名人，孔老夫子也絕非從呱呱墜地伊始就口吐《春秋》，所有的人透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