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並不以為忤，他以為這些狂言原出自家書，不足為外人道，但既然已公開發表了，亦不須再門必，只要讀者不必介意，就好了。

大凡自命不凡的人內心都有點狂，但在中國這個以謙虛為美德的國度裡，狂在表面的畢竟不多，且也多為俗世所不容。實際上，在儒家老祖宗那裡，狂並非是大逆不道之事，相反倒還是一種甚為可貴的美德。孔子有言：“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按照孔老夫子的意思，如果能兼有狂者和狷者的長處，取中行之道，自然最好；若不可得，退而求次，或狂或狷，亦不失為聖人。

的確，狂未嘗不是儒家文化的精神遺產。如果說孔老夫子的中行之道修煉得十分到家的話，那麼到孟夫子那裡，狂與狷就大大失衡，狂放之氣溢於言表。翻開《孟子》，觸目皆是“萬物皆備於我”、“天將降大任與斯人也”、“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一類嘐嘐之言。

孟子的這種狂氣到明代王學發展到了極致。王陽明說：“我在南都之前，尚有些子鄉愿的意思。我今信得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我今才做得個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說我行不掩言也。”有人說王學的精神就在於一個狂字，此言可謂不虛。以後的王門弟子，出來之後一個比一個狂放，成為晚明一大景觀。

梁漱溟的人格和學脈都來自王學，自然也繼承了從孟夫子到王陽明的這路狂氣。1924年，泰戈爾來華，梁漱溟向他介紹儒學之ＡＢＣ，對狂狷之氣大加發揮，重點推崇。他告訴泰氏：“狂者志氣很大，很豪放，不顧外面；狷者狷介，有所不為，對裡面很認真；好像各趨一偏，一個左傾，一個右傾，兩者相反，都不妥當。然而孔子卻認為可以要得，因為中庸可能，則還是這個好。其所以可取處，即在各自其生命真處發出來，沒有什麼敷衍遷就。……狂狷雖偏，偏雖不好，然而真的就好。——這是孔孟學派的真精神真態度。”

梁漱溟：狂出真性情大時代中的知識人以梁漱溟的真性情，要他像孔老夫子那樣得“中行之道”，顯然是有點勉為其難，所以他寧願取狂放的偏路。好在狂也是“中行”的題中之義，不失為儒家精神之一種。

不過，從孟子、王陽明一直到梁漱溟，他們狂的哲理依據和心理資源究竟是什麼呢？余英時先生在《錢穆與新儒家》一文中有句斷語，叫做“良知的傲慢”。話雖苛刻了點，但確是這麼個意思。且以梁漱溟為例。梁像孟子、王陽明一樣，將人心與天地萬物視為一體，他說：“吾人生命原自與天地萬物一體而無隔，顧人不自覺，卻墮於形氣之中，分別物我而小之耳。”梁相信宇宙與“我”本是“通而為一”的，只有我們精神墮落時，宇宙才與“我”分開。一個天資卓越出群的人乃不為塵世所蔽，能夠以個人的道德修煉和內在的精神超越透過不斷的反求諸己“致良知”，與天地宇宙合二為一，世界本我，我本世界。肉體降臨現世，是為奉天的意志，拯救眾生，這就是儒家文化裡面的“承天命”。個人的良知既與天地結通，又有天命在身，自然超凡脫俗，有了狂的資本和資格。

梁漱溟：狂出真性情（2）

梁漱溟對自己“承天命”是深信不疑的。還是在那封給兒子的信中，他躊躇滿志地寫道：孔孟之學，現在晦塞不明，沒有人能夠深窺其學說之真諦，此事除我之外，當世無人能作。古人云：“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是我一生的使命。要等到《人心與人生》等三本書寫成，我才可以死；而今後中國的大局以至建國工作也正需要我，我更死不得。這一自信，完全為確見我所負使命重大而來。

使命感，這是儒家精英主義的根本所繫，對於一個確信自己承受了天命的狂者來說，因此而無限放大自我，將一己之自然生命與整個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