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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那種儒生。在對“綱常倫理”的態度取向上，他與胡適迥然異趣。胡適儘管在理念上是一個“全盤西化”論者，抨擊名教亦不遺餘力，但他的一生卻證明其骨子裡依然是一個“忠孝愛國”的傳統儒生。在私生活上，他是一個順從舊式婚姻的大孝子、偉丈夫；在公共生活上，則更是一個自覺地“以無偏無黨之身”替政府“說公平話”，“做面子”的好公民、諍臣。為著所謂的“國家整體利益”，他甘願犧牲個人的一切，包括人格、良心和氣節。相形之下，周作人則要大徹大悟得多。在“五四”時期，周作人與魯迅一樣，都是思想界出名的反禮教鬥士。魯迅掙脫了儒家群體至上的觀念框限，畢生都在呼喚著中國國民的人的自覺和個性解放，周作人在這方面比魯迅走得更遠，他從人道主義的立場鼓吹自我中心和個體至上，認為“人愛人類，就只為人類中有了我，與我相關的緣故”，甚至因此而卸去了對國家和民族的責任重擔，成為無所羈絆的個人主義者。

然而，恰恰是在中國文化的深層核心這一層次上，周氏兄弟明顯地分道揚鑣了。魯迅勇敢地突破了傳統士大夫的和諧心態，他的內心燃燒著生命的熾熱，充溢著感性的衝動，表現了徹底的特立獨行精神。而周作人則同胡適一樣，陷入了“和諧意境”而終生不能自拔。不過，兩人在表現這一中國文化共同的方式上是頗為迥異的。如果說胡適是以一種入世的儒者形象出現的話，那麼周作人則更多地顯露出某種出世的老莊風度。他曾說過：“我從小讀《論語》，現在得到的結果除中庸思想外，乃是一點對隱者的同情。”他崇拜陶淵明，“在30年代，有人稱他是現代的陶淵明，他便高興地引為知己”。甚至他之所以鍾愛釋家，多半也是因為道釋在隱逸上一脈相承的緣故。

周作人與莊子的精神聯絡是如此的密切，可以說，正是從這裡開始，釀成了他的人格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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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現代隱士的一幕悲劇（3）

現代隱士的正、反、合：傲世、順世與遊世

從某種意義上說，莊子精神的所有精義可以濃縮為一個“遊”字。莊子的人生哲學是一種遊世哲學。這是理解莊子，也是理解周作人全部複雜性的要害所在。

遊世，對於周作人來說具有雙重的意蘊，它既是一種處世之道，又是一種人生意境。

作為一種處世之道，遊世內含著兩個彼此矛盾又相互依存的對立層面。首先是傲世。周作人有著極為玄高的理想追求，他憤世嫉俗，對人世的昏暗和周圍的庸俗極為鄙視，他的情緒深處充滿著牢騷、不平和叛逆。在這一點上，他同習慣於將現實合理化、“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胡適截然不同，“四·一二”政變後不久，胡適在上海對“江浙黨獄”不置一詞，卻大談特談人力車不文明。周作人在北京憤然作文詰責，他列舉了大量血腥屠殺的事例後問道：“不知胡先生以為文明否？”即令到了1936年，當談到有人讚揚他文字寫得平淡時，他仍然感慨地說：“中國是我的本國，是我歌於斯哭於斯的地方，可是眼見得那麼不成樣子，……真不禁令人怒從心上起也。在這種情形裡平淡的文情哪裡會出來，手底下永遠是沒有，只在心目中尚存在耳。”周作人是孤高的、憤世的，但這一切僅僅蟄伏於內心世界中，一旦置身於現實，他既然不能像魯迅那樣立志反抗，就只能走向傲世的反面——順世。現實是如此的黑暗，而個人又是那樣的渺小，在他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