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薩珊－佛教的混合物，佛教使者們，即鳩摩羅什的熱心的模仿者們，已經把這種混合物種植在塔里木各綠洲之上和沿絲綢之路的各落腳點之上，由於他們，絲綢之路成為傳授宗教之路。克孜爾（庫車略微往西）壁畫的早期風格，正是與巴米安壁畫有聯絡：具有造型準確、高雅和用色謹慎的特點，即多是灰色、深褐色、紅棕色、淺綠色、深棕色等。哈辛確定了這些壁畫的不同時期的年表，他把這種風格的藝術確定在大約450－650年間。印度影響在這種早期的壁畫中還佔有優勢，其中的還有旃陀毗羅婆王后舞，它使人想起阿旃陀石窟中的優美的印度裸體畫像。薩珊影響也很明顯，特別是在孔雀洞和畫師洞中‐‐畫家把自己畫成年輕的伊朗君主，身穿精緻的淺色緊身上衣，在腰部收緊，其衣領是庫車式的大翻領（參看哥達德夫人複製的巴米安壁畫）、下身穿褲子和高統靴，整套服裝都是仿效伊朗的。後來，1937年哈辛和卡爾在喀布林以西的法杜克斯坦發現精美的灰墁，由一枚薩珊王庫斯老二世時期（590－628年）鑄造的錢幣可以確定其年代，這些灰墁使我們確信，直到阿拉伯征服前夕，受伊朗‐‐佛教影響的阿富汗地區繼續使庫車社會產生男性式的服式。

哈辛把具有第二期風格的克孜爾壁畫定在650－750年間，據他認為，其特徵是缺乏固定的造型和色彩明快（多採用天青石色和淺綠色），薩珊服式佔優勢地位。現存柏林的克孜爾和庫姆吐拉佛教壁畫中就畫著男、女施主的隊伍，他們重現了5至8世紀庫車國王們的宮廷。這批穿著華麗的貴族‐‐顯然屬於印歐種人‐‐正像他們在宗教和文學上是印度的一樣，在服飾上和物質文明的各個方面也都是伊朗的。除了這種宮廷服飾外，克孜爾壁畫還反映了軍事場面‐‐例如，正像在&ldo;瓜分聖物&rdo;中的場面‐‐一位庫車&ldo;騎士&rdo;，身著盔甲，頭戴圓錐形頭盔，身穿須子甲服，手持長矛，使人想起薩珊騎兵和克里米亞地區刻赤（潘蒂卡派）的薩爾馬特牧人。

這種伊朗－佛教的混合物在塔里木南部地區也有發現，特別是在位於於闐東北的丹丹烏裡克綠洲發現的一塊木板畫上（屬7世紀末）可以看到。畫中，一個挨一個地排列著純印度式的裸體的龍女畫，與阿旃陀壁畫中最精緻的裸體像相似；一位牧馬人和趕駱駝者都具有伊朗特徵；還有一尊菩薩，留著鬍鬚，戴著古波斯人頭巾、穿綠色長上衣、褲子和一雙薩珊貴族式的靴子。最後，同樣的伊朗影響還可以在吐魯番地區的壁畫和小塑像上看到，例如在伯子克力克和穆爾吐克的壁畫中。在伯子克力克壁畫中，身穿胸甲的神似的人物使我們聯想起克孜爾和庫姆吐拉壁畫中一位身著薩珊式甲冑的那些庫車牧馬人，而據哈辛記述，某座觀世音像還保留著純印度的風度。在穆爾吐克的壁畫中，在一些完全是印度面孔的佛像旁邊，施者們穿著像在克孜爾所見的同樣的甲冑，戴著有展開的翅膀裝飾的頭盔，這些又清楚地表明瞭與薩珊王朝的聯絡。在雕塑方面，奧瑞爾&iddot;斯坦因在焉耆發現了精緻小巧的泥塑像，它們酷似一個代表種族類別的畫廊。它們與阿富汗地區哈達的希臘－佛教式雕塑（現存紀麥特博物館）極為相象。

於是，在8世紀後半期突厥各部落征服該地區以前，塔里木南、北的印歐綠洲，從莎車和於闐到羅布泊；從喀什、庫車、焉耆到吐魯番，他們的文化不是來自阿爾泰文明和草原文明，而是來自偉大的印度和伊朗文明。他們形成了一直延伸到中國邊境的外印度和外伊朗地區。此外，滲入中國本上的印度和伊朗文明應歸功於這些綠洲產這一點已由伯希和和斯坦因探險隊在敦煌（絲綢之路在此進入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