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在模稜兩可的回答中，隱隱約約也算是給了李弘一個明確的答覆，那便是顏令賓確實是貨真價實、正宗的顏氏後人。

李弘並未從一開始便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說出來，而是與顏昭甫、蘇敬二人坐在書房內天南地北的閒扯著，總之就是沒有扯到正題上。

就在顏昭甫與蘇敬一頭霧水，心中疑惑著今日為何太子殿下，突然有閒暇時間，請他們來崇文殿喝茶的時候，李弘終於還是扯到了正題上。

這麼多年來，之乎者也一直是對於倭國遣唐使的重中之重，於是到了現在為止，每一個在大唐學成回到倭國的遣唐學子，都能夠把大唐的經史子集信手拈來。

但說道對於大唐的一些新的文化乃至技術，這些遣唐學子，則是絲毫不懂其學問，這也是讓大來皇女氣餒，一直想要突破大唐給予他們桎梏的地方。

而如今，李弘既然答應了大津皇子，同意那二百遣唐學子來弘文館受學，那麼在教授經史子集之餘，是不是應該再教授一些別的呢？

按照他剛才對大津皇子的旨意，以後倭國皇室在祭拜先祖、天神時，首先要先拜大唐皇室，那麼就應該有個名正言順的論據才行。

所以，大唐的歷史教科書便出現了，而且是專門針對倭國、高句麗、新羅、百濟的歷史教科書，便在這個時候形成了一種的文化姿態。

先秦徐福自然而然的被大唐在教科書中所推崇，而由徐福引發下來的史書記載，則是讓顏昭甫與蘇敬，從先秦古典中找出更多大量的，關於徐福與倭國、平原廣澤（九州島）之間的主從關係，從而使得倭國乃徐福之後的記載，深入倭國錢塘學子的內心，變得更加難以被撼動，成為他們血脈之中的文化屬性。

大唐時代，僧人與僧人之間，民間與民間、官家與官家之間本身來往就很密切，而且，這個時代的人們，為了彰顯兩國關係的友好與親近，無論是倭國人，還是唐人，在相談時，則都會提及徐福此人，以此來顯示倭國與大唐的親密關係，從而博得大唐對倭國的好感。

但從來沒有人想過，把他當成一種文化，直接灌輸給倭國人，從而等待百年以後，或者千年以後開花結果。

所以，李弘在尋思良久後，便想著從更深、更遠的文化與歷史中入手，而後把徐福的事蹟列入到倭國百姓的血脈之中，從而在不久的將來，讓徐福或者大唐皇室，替代他們的天神，成為他們的神！

當然，這個目標根本不可能是一天兩天實現的，文化的傳承就像莊稼的播種與收割一樣，你首先需要在合適的土壤中，撒下能夠成活的合適種子，而後再耐心的經營、灌溉、打理，才能期待著有朝一日結出你想要的果實。

高句麗、新羅、百濟同樣被李弘如法炮製，如今這三國，也開始學著倭國，往大唐派遣學子來學習一樣，每年都會有大量的學子來到長安或者洛陽，或者是在幽州等地受學。

所以，李弘更加不可能讓上一世，舉著無恥的棒子，剽竊中華文化的賊子，再有得逞的機會。

這個時候給他們種下華夏民族乃是他們祖宗的觀念，想必以後要是再剽竊，就是不孝、不忠，大逆不道了吧。

箕子是中國商朝末年遺臣，名胥餘，稱箕子（畿內采地之爵）。

箕子與比干微子並稱為商紂王時期的‘三賢’，也就是孔子在《論語·微子》中稱讚的“三仁”。

《漢書·地理志》記載，箕子入朝鮮後，帶去了先進的殷商文化。

他以禮義教化人民，又教給耕織技術。受殷商文明的影響，朝鮮半島社會有了迅速的進步，也產生了他們最早的成文法——《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

當李弘把這樣的想法，與如何形成傳承文化，一直傳承給高句麗、新羅、百濟、倭國，告訴顏昭甫與蘇敬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