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倭寇與淮市政府暗相呼應,也趁機向馮玉祥和同盟軍施加壓力,企圖重佔多倫、沽源等地。鬼子在同盟軍攻佔多倫後，由駐平倭使館武官柴山兼四郎於14日面見何應欽，對民國提出口頭警告，指我方違反《塘沽停戰協定》；同時對馮玉祥駐平代表提出嚴重抗議，說我們抵抗侵略的行為破壞協定。真是可笑之極，可更可笑的還在後面。

抗倭同盟軍處在國民黨、倭偽的連環攻夾擊之中，形勢日趨嚴峻。馮玉祥一面對倭寇的武力訛詐和威逼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一面又要應對國民黨對抗倭同盟軍的打壓。多倫收服後，同盟軍乘勝進軍，迅速光復察哈爾全省。但就在馮玉祥決心“自率十萬飢疲之士，進而為規復四省之謀”，並在張家口設立“收服東北四省計劃委員會”之際，以蔣氏、汪精衛為首的淮市國民政府卻接二連三來電要求取消抗倭同盟軍名義，並對馮司令及同盟軍的戰績進行造謠汙衊。

7月16日,馮玉祥在接到倭寇關東軍軍部提出取消抗倭、退出多倫的“覺書”後，立刻要求倭軍退出東三省為要求為交換條件。倭寇隨後又提出如“三天之內沒有答應他們的要求，一定竭盡全力攻下察省”。

馮司令又回覆倭寇”三天內速速停止侵略行為的覺悟，否則一定全力以赴奪下熱河”。同時命令吉鴻昌、張凌雲嚴加戒備。

馮玉祥17日通電淮市政府請求取消《塘沽協定》。兩天後復令吉鴻昌向多倫、沽源增兵防敵。接著續調乜玉嶺、姚景川、任平治三個師前往協守,嚴令寸土不得輕易喪失。又通電全國和西南當局,說明因抗倭而“獲罪於政府”,呼籲各方主持正義,阻止國民黨入察各部隊繼續推進,並給予同盟軍以道義上和物質上的援助。

馮玉祥的呼籲立即得到全國民眾各方的響應。7月17日,國民黨西南政委會電請北方各省當局各將領，“均應仗義直言，解此糾紛”。

並勸龐炳勳、關麟徵、馮欽哉等，“應以國家為前提,以民意為主要方向，不宜為個人所利用，為危禍作亂的人所操持”。因對當局政府長期以來迷惑做法的不滿，7月20日，國民黨中委胡漢民、陳濟棠、白崇禧等，以強硬態度致電國民黨中央與政府，指責“當局派重兵入察,要求趕緊停止入察的軍隊，若一味的冥頑不靈，抑內媚外”，“我西南為黨國生存，為民族前途，絕對不會袖手旁觀，置之不理的”。

在國民政府為抗倭聯盟的事情焦頭爛額之際，又收到7月19日,法國對外宣佈佔領南海九島,後將其歸入法屬印度管轄。

22日,兩架倭寇機偵察多倫後,並沿多倫、張家口大道直飛康保,散發傳單,聲稱同盟軍如不退出多倫,倭軍將大舉進攻,並投放大量的重彈轟炸，使這裡赤地千里，同時派倭軍兩個旅團及偽軍張海鵬部共二萬餘人,向察哈爾邊境移動，伺機進犯。

至7月底,國民黨入察部隊已達十六個整師,共十五萬餘人,形成大軍壓境之勢，國民黨軍進入察哈爾省，並在懷來設立機場，準備對張家口實施轟炸。全國民眾救國團體聯合會致電馮玉祥,鼓勵“堅持到底,力排魔障”,表示“定會當再通電全國,一致擁護,藉申民意”。

全國既反對對察省用兵,國民黨一部分中央委員又公開為馮玉祥鳴不平,迫使淮市政府未敢立即言戰,但仍堅持其取消政策。蔣氏、汪精衛28日聯名發出儉電,以最後通牒方式向馮提出解決察事的四項原則:“(一)勿擅立各種軍政名義,致使察省脫離中央,妨害統一政令,成為第二傀儡政府；(二)勿妨害中央防邊計劃,致外強中乾,淪察省為熱河之續；(三)勿濫收散軍土匪,重勞民力負擔,且為地方秩序之患；(四)勿引用“共匪頭目,煽揚赤焰,貽華北之無窮之禍根。”

馮玉祥也於7月31日發出通電,對蔣汪儉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