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倭寇很快就會開放碼頭，重新建設和繕治城內設施。趁著這時候把張濟忠送出去正好，然後再把錢大叔他們從管理屬弄過來修繕教堂，一切順理成章。

隨著倭寇著手復興旅順城內的正常生活秩序，碼頭的貿易也在悄然的恢復。因為詹姆士是著名時報的記者，倭寇為了防止詹姆士留下什麼不利於倭軍的證據，藉著抓匪徒的名義去詹姆士的住處搜查過幾次，但也沒有搜查到什麼。也因畏懼詹姆士的特殊身份沒敢再做什麼過分的事情。

錢大叔他們也被克里爾曼以修繕教堂的名義借調過來，是克里爾曼親自去管理署挑選的人，看似隨機的挑選並沒有引起倭寇的懷疑，自此錢大叔他們暫時留在了教堂裡。

就這樣1月初的時候，克里爾曼終於找到個機會，以採買材料為藉口，克里爾曼準備帶上張濟忠從碼頭坐船到金州城，再從金州城把張濟忠送到奉城，而後再從奉城坐火車到北平。之所以到北平，是因為早在年前張父就給兒子聯絡了自己的師兄，打算過完年就把兒子送到在北平的師兄那裡學習歷練一番，可是世事難料，誰也沒想到張家竟能遭此橫禍。

為了防止小鬼子發現什麼端倪，克里爾曼帶著錢大叔謊稱需要帶一部分彩色玻璃作為樣品，找到可以製作玻璃的工廠給他們作為參考，然後用裝玻璃的箱子做了夾層把張濟忠藏在底下。

還有就是克里爾曼和詹姆士收集的證據，也得想辦法帶出去，並把那些材料寄回詹姆士的報社，可那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藏在身上必定會被倭寇搜查出來。

最後克里爾曼想了個辦法，他把詹姆士之前的收集到的證據藏進了鞋底，用膠水封好鞋子以求不被倭寇看出頭緒，為了防止膠片有損傷，克里爾曼還在膠片上包了很多牛皮紙。

不出他們的所料，在上船時倭兵果真對克里爾曼和他攜帶的物品進行了嚴密的搜查，尤其是那個裝著玻璃和張濟忠的箱子。倭寇兵把所有玻璃都拿出來看了，並馬上就要翻走藏著張濟忠夾層的棉花時。

克里爾曼心裡頓時一緊，靈機一動連忙拿起一旁的玻璃，厲聲質問倭兵為何弄壞了玻璃上刻著的圖案，這是對他們信仰的不尊重。

眼看問題就要上升到國家信仰的層面上，自知理虧的倭兵長官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只得好言溫和的把東西給克里爾曼再放回箱子裡，並請克里爾曼原諒他們的魯莽。

這也虧得以往倭寇每次去克里爾曼的教堂排查匪徒時，克里爾曼都很配合也從來沒有過激反應，所以這次克里爾曼因為玻璃上的圖案突然發難，才讓倭軍真的以為問題的嚴重性，所以就確實被唬住了。

化險為夷的克里爾曼帶著錢大叔和他的玻璃樣品，成功的上了船，並怒斥倭兵如果這塊玻璃上的圖案復刻不出來，一定不會善罷甘休。

就這樣在倭兵不安注視下，克里爾曼有驚無險的把張濟忠帶出了旅順，為了不讓事情暴露，克里爾曼和錢大叔帶著玻璃去到奉城，同是在倭寇控制的管轄內，克里爾曼自是也不敢掉以輕心。

好在奉城裡克里爾曼有相熟的神職人員——特拉雷克，把證據和張濟忠一同轉交給信任的人。克里爾曼才在當地認真的尋找可以復刻玻璃圖案的工廠，最後得知想要復刻一樣的玻璃只能去北平了。因為修繕教堂還有很多材料要自己準備，克里爾曼就把玻璃也轉交給特拉雷克要他幫忙帶到北平的工廠裡復刻一下。

就此，在詹姆士，克里爾曼，特拉雷克等愛心的西方人士的接力下，張濟忠最終從煉獄的旅順城中逃了出來。

後來據克里爾曼給張濟忠的信裡說“屍體抬了一個月才抬完。1894年11月下旬到翌年的1月中旬，倭寇才算處理完旅順市街內的被害者屍體。”

也因為西方的報道，最終倭寇在旅順犯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