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在倫敦最大的一家日報社採訪部做事的一位朋友，他得以走進剪報圖書館，請檔案保管員替他找他想研究的剪報冊。他花了兩個小時研讀那些代辦處的檔案，這些檔案包括過去10年英國各報有關僱傭兵的剪報。其中有涉及加丹加＼剛果、葉門、越南、柬埔寨、寮國、蘇丹、奈及利亞和盧安達的文章，包括新聞、評論、社論、特寫和照片。他把它們都看了一遍，並且對作者的名字特別留意。

在這個階段，他沒有去尋找某個僱傭兵的名字。因為反正他們的真名、假名、化名、綽號實在太多，他有點懷疑其中有些是假的。他在尋找一個研究僱傭兵的專家的名字，一個作者或者是一個記者，他們的文章似乎使人足以相信作者本人對他的研究題目是精通的。這樣的作者能引導他走出迷宮，不被對手的自詡或者尚未證實的功績所迷惑，而能做出一個公允的評價來。看了兩個小時，他終於找到了一個他尋求的名字，儘管以前他從未聽說過那個人。

在過去的三年中，有三篇文章出自同一作者的手筆，他顯然是個英國人或者美國人。作者似乎對他所寫的內容很瞭解，並且提到出生在十幾個不同國家的僱傭兵。他既不對他們加以溢美之辭，也不過分渲染他們的經歷來聳人聽聞。恩丁記下了這個作者的姓名和登載那些文章的三份報紙。看來這個作者是自由撰稿人。

他又掛了一個電話給那位報界的朋友，終於打聽到那個作家的住址——在倫敦北區一套小公寓裡。

當恩丁離開曼森大廈，從地下停車場找到自己的“柯維蒂”車時，已夜幕四垂。他駕車向北開去，尋找那個作家的公寓。到那兒時，他看見公寓的燈已經熄滅了，按門鈴也不見有人答應。恩丁希望這個人別出國去，而住在地下室的一個女人證實他並沒有出國去。他看見這所房子既不寬敞也不漂亮，心裡很是高興。他希望這個記者就像任何一個自由撰稿人那樣手頭桔據而希望撈點外快。他拿定主意明天再來。

第二天早晨8　點剛過，西蒙·恩丁就又去按那個作家的電鈴。半分鐘後，從裝在木框上的鐵格子窗傳來叮噹一聲。

“你好，”恩丁對鐵格子窗說，“我叫哈里斯，沃爾特·哈里斯。我是一個商人。不知道是否能和您談談？”

門開啟了，他上了四樓，那兒有一扇門向著樓梯口的走廊開著。站在門裡的是他昨天來找過的那個人。當他們在起居室裡坐定時，恩丁直截了當地開了口。

“我是中心商業區的商人，”他撒起謊來倒口齒伶俐，“我來這兒從某些方面說來是代表一個國際財團的朋友們，這些朋友所共有的，就是我們在西非一個國家的商業利益。”

作家謹慎地點點頭，呷了一口咖啡。

“目前，不斷傳來那兒可能發生政變的報告。那個總統是個溫和派，是一個相當好的人，政績不錯，深得民心。我的一個生意朋友聽他的一個工人說，如果發生政變，很可能是共產黨支援的。聽懂我的話了嗎？”

“懂，往下說。”

“好，人們認為軍隊中只有一小部分會支援政變，除非政變發生得太快，使他們不知怎麼才好，軍隊裡群龍無首。換句話說，一旦政變發生，如果大部分軍隊看到政變會成功，無論如何，他們是會去支援政變的，可是，如果發生政變而成敗參半，那麼軍隊裡的大部分人——我們可以肯定——是會支援總統的。正如你所知道的，經驗表明政變之後的20小時是成敗的關鍵。”

“這和我有什麼關係呢？”作家問。

“聽我解釋下去，”恩丁說，“一般的看法是，為了要使政變成功，陰謀家就必須刺殺總統。如果總統健在，那麼政變就會遭到失敗，或者連企圖政變都不可能，這樣，一切就都會平靜了。因此，總統府的安全是生死攸關的問題，並且現在變得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