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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在法國，和法蘭西銀行相關的兩百個家庭被視為無數陰謀的主角；在德國，希特勒曾於《我的奮鬥》中斷言猶太《主業會議定書》策劃陰謀；在美國，1979年眾議院刺殺案調查委員會多次論證的結論都認為約翰·肯尼迪死於陰謀，而至於如今的危機，則被視為國際金融利益集團策動的一次陰謀。

“陰謀論”的提法有時也呼應了來自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需要。曾被《紐約時報》（如果你讀過約翰·布里克蒙John　Bricmont2001年4月發表在《外交世界》上的文章，你應該知道該報並不太喜歡喬姆斯基）評為仍在世的最重要的知識分子的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生於1928年）既是語言學家與哲學家，同時也是西方社會意識形態機制分析家，以及美國持不同政見者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斷言：“‘陰謀論’已經成為智慧的代名詞，是當人們不想讓你對真正發生的事進行思考時通常會說的話。”他進而譴責此理論的擁護者篡改歷史和事實，矇蔽公眾或只想找個替死鬼。

按照這樣的邏輯，質疑官方提供的真相可能反被認為是一種欺騙的行徑，甚至也成為“陰謀”的一部分。反之，如果不去舉證陰謀，就要給出真的不存在陰謀的合理解釋。糟糕：給出的解釋也可能被列入為欺騙行徑添磚加瓦的企圖。為了存在下去，“陰謀論”只能擺脫明確的依據，變得越發模糊曖昧。透過鏡子的簡單戲法，或者詭辯邏輯的套中套，它便可以自我證明和自我支援。

當陰謀論的證據被視為妄想症的表現而遭到懷疑時，則也可能掩蓋真正的陰謀。記者兼“偽旗行動”（即假扮成敵對陣營發動恐怖襲擊，從而以此作為攻擊敵對陣營的藉口［3］）研究專家維布斯特·塔布雷（Webster　G。Tarpley）斷言，9·11事件是由來自美國情報機關和政府內部的勢力集團策劃的陰謀。他認為：“撰寫政治歷史作品不可能沒有假設，是否存在秘密協定，我們可以在其採取的行動和對未來的影響上得出結論……無論是誰，如果優先將存在陰謀的可能性完全排除，都將陷入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的困境。我們由此可以推斷，眾多後現代學界對假設陰謀論的恐懼，實際上掩蓋了他們對政治思想本身的厭惡至極。”

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　1902…1994）在其著作《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中認為，陰謀論產生於歷史相對論（Historicisme），在那裡，只有歷史才具有建立和解釋人類真相，或提供給世界一種解釋性體系的力量，並由此導致悲劇性錯誤的產生：極權主義、法西斯、納粹……這種教給我們用陰謀的標尺分析歷史的方法是錯誤的。他說：“陰謀家很少從他們的陰謀中獲益……我們現在看得很清楚，我們行為的結果並不總能被提前預見；因此，陰謀論者對社會的看法並不真實，因為它來自於假設所有的結果，甚至那些可能完全由本能自發產生的結果，都是那個想要此結果的人的行動所預先規定的。”事實上，非常少的行動能夠準確無誤地指向預計的結果，總會有些意想不到的節外生枝。

本書旨在呈現那些最具代表性的陰謀論，從最離奇古怪的，到需要一絲不苟進行結構性分析的。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