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也不太清楚。無論如何，反正我至今仍安全並且典型地活著。回顧我為期一週的非典型生活，唯一想不通的是，為什么食鹽也有人搶購？鹽能當藥吃嗎？近日驚魂甫定，不成想又大吃了一“事後驚”，因為前述想不通之事終於蒙知情人一語道破：鹽裡面有什么？有碘。那個病，不是就叫做“非典型性肺炎”么？

口罩夠不夠罩

細菌很細，肉眼不可見。相比之下，遮蔽口鼻等等漏洞的口罩就顯得巨大無比，不僅顯而易見，而且觸目驚心——戴還是不戴？近百日來，此事造成的內心煎熬，似已大於疫情本身。

困擾是來自多方面，多學科的。可歸類為社會學範疇的有：有病或沒有病。在公眾場合戴口罩可能被視為傳染病患者。因無病戴口罩而遭“公眾隔離”的前提條件只有一個：大多數人相信，只有傳染病患者才戴口罩。這種共識的潛臺詞是：大街上戴口罩的人越多，表明患傳染病的人越多。“控制”尚未成功，故口罩在“患病”上的像徵意義已經超越了其防禦性的初衷，個人的“免於恐懼”變質為個人向公眾“傳播恐懼”。病菌很小，口罩很大，口罩就是放大並且外化了的病菌，至少，口罩“強調”了病菌，正如前巴斯德時代曾有歐洲教會認為便後洗手是一種猥褻行為，因為洗手公開“強調”瞭如廁的“不潔　”。若暫不考慮有關法律規定，此種共識之下，一個戴著頭盔騎摩托車（或騎單車）的人，一個戴著安全帽進入工地的人，也不是沒有機會被視為“頭腦有病”或患有某種“思想問題”。

勇敢或怕死——此命題屬倫理學範疇。命題的成立同樣取決於大多數人（不管怕死還是不怕死）的一種共識：怕死是一種卑劣的品質。病菌當前，只有怕死的人才戴口罩。口罩一旦戴上，眼耳口鼻便不能以完整隊形來“　直面慘淡的人生”，是懦夫，連假的猛士也不如。

這種共識並不一定相容於“只有病人才戴口罩”，卻間接承認了戴口罩有助於自保。個別像我這樣傾向於將“怕死”視同為“自愛”的人，其實更願意相信伏爾泰的話：“自愛是我們所有感情和所有行動的基礎，這句話在印度、西班牙和所有有人居住的世界裡都是對的。”此說雖勉強可替“怕死”一罩，結論卻鬱悶至極，因為伏爾泰堅信自愛是不證自明的：“正如沒有人寫文章證明人有臉一樣，同樣沒有必要向人們證實他們有自愛。這種自愛是我們儲存自己的手段，就像延續種族的手段一樣，對我們來說它是必需的、可貴的，它給予我們快樂，但必須掩飾它。”口罩一旦戴上，一切“必需的掩飾”頓成妄談，你在告訴所有的人：“都來看，我很自愛啊！。”真丟臉，更何況口罩已經使我們丟失了二分之一以上的臉面。

此刻，心裡的“擁戴派”再次跳出來強辯道：戴口罩不僅是為自己，也是關愛他人的表現。話音未落，“倒戴”陣營中一員大將拍馬殺到，一聲喝斷：“呀呀呸！說得好聽，全都是怕死的藉口！捫心自問，主觀為他人而戴口罩者，究竟能有幾個人？”竟無語凝噎。雖然在傳染病學上戴口罩對他人可能造成的傷害絕對比不戴的低，然而在未能如實回答上述問題之前，口罩還是捏在手裡，不急於戴上的好。“防人之心不可無，害人之心不可有”——是的，你確實有可能在道德上傷害自我同時在功利和情感上傷害到他人——不戴口罩的人。

重彈“人人為自己，間接為大家”的老調子只會把我們向後引向潘曉，一夜回到改革開放前。它和“自愛”一樣，都必須掩飾。問題的尖銳性在於，即使你承認戴口罩只為自保，絲毫沒有替他人著想的意思，但是你那慘白的口罩仍舊會傷人：情感上，它表示對他人的懷疑、不尊重，甚至敵對，進一步隔絕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至少屬於社交上的不禮貌；功利上，更有可能誤導公眾對你所屬區域之疫情的判斷。想想那些穿著單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