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自得於心，無勞司過之史，不假芻蕘之議，巍巍之功日著，赫赫之名彌遠。為人君者可不務乎？

臣聞道德之厚，莫尚於軒、唐；仁義之隆，莫彰於舜、禹。欲繼軒、唐之風，將追舜、禹之跡，必鎮之以道德，弘之以仁義，舉善而任之，擇善而從之。不擇善任能，而委之俗吏，既無遠度，必失大體，惟奉三尺之律，以繩四海之人，欲求垂拱無為，不可得也。故聖哲君臨，移風易俗，不資嚴刑峻法，在仁義而已。故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義，則其政不嚴而理，其教不肅而成矣。然則仁義，理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為理之有刑罰，猶執御之有鞭策也，人皆從化，而刑罰無所施；馬盡其力，則有鞭策無所用。由此言之，刑罰不可致理，亦己明矣。故《潛夫論》曰：“人君之理莫大於道德教化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俗化者，行也，末也。是以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順其心而履其行。心情苟正，則奸慝無所生，邪意無所載矣。是故上聖無不務理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道之以禮，務厚其性而明其情。民相愛，則無相傷害之意；動思義，則無畜奸邪之心。若此，非律令之所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聖人甚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敕契以敬敷五教，而後任咎繇以五刑也。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也，乃以防奸惡，而救禍患，檢淫邪，而內正道。民蒙善化，則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奸亂之慮。故善化之養民，猶工之為曲豉也。六合之民，猶一蔭也，黔首之屬，猶豆麥也，變化云為，在將者耳！遭良吏，則懷忠信而履仁厚；遇惡吏，則懷奸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平；淺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也。德者，所以循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民之生也，猶鑠金在爐，方圓薄厚，隨鎔制耳！是故世之善惡，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世之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感忠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正之心，而無奸險之慮，則醇釅之俗，復見於茲矣。”后王雖未能遵，專尚仁義，當慎刑卹典，哀敬無私，故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故王天下，理國家。

貞觀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於法。縱臨時處斷或有輕重，但見臣下執論，無不忻然受納。民知罪之無私，故甘心而不怨；臣下見言無忤，故盡力以效忠。頃年以來，意漸深刻，雖開三面之網，而察見淵中之魚，取捨在於愛憎，輕重由乎喜怒。愛之者，罪雖重而強為之辭；惡之者，過雖小而深探其意。法無定科，任情以輕重；人有執論，疑之以阿偽。故受罰者無所控告，當官者莫敢正言。不服其心，但窮其口，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又五品已上有犯，悉令曹司聞奏。本欲察其情狀，有所哀矜；今乃曲求小節，或重其罪，使人攻擊惟恨不深。事無重條，求之法外所加，十有六七，故頃年犯者懼上聞，得付法司，以為多幸。告訐無已，窮理不息，君私於上，吏奸於下，求細過而忘大體，行一罰而起眾奸，此乃背公平之道，乖泣辜之意，欲其人和訟息，不可得也。

故《體論》雲：“夫淫泆盜竊，百姓之所惡也，我從而刑罰之，雖過乎當，百姓不以我為暴者，公也。怨曠飢寒，亦百姓之所惡也，遁而陷之法，我從而寬宥之，百姓不以我為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輕，百姓之所憐也。是故賞輕而勸善，刑省而禁奸。”由此言之，公之於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私之於法無可也，過輕則縱奸，過重則傷善。聖人之於法也公矣，然猶懼其未也，而救之以化，此上古所務也。後之理獄者則不然：未訊罪人，則先為之意，及其訊之，則驅而致之意，謂之能；不探獄之所由，生為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為制，謂之忠。其當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則名利隨而與之，驅而陷之，慾望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