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罪行，朝廷也有律令條例加以懲罰，早在西魏同治年間便開始修編的律令也早已經成文，並在大唐開皇元年便正式頒行為《開皇律》。

按照《開皇律》的法規，於畿內市井坊間行兇的懲罰也因罪行的大小而有所不同，嚴重的直接斬首或絞殺，輕一些的也有笞、杖等刑罰。

宇文直等人由於並沒有傷人至死，故而自然用不上最頂格的處罰，不過由於他們所劫持的乃是有官爵在身之人，所以也夠得上徒刑與流放的邊。

但是《開皇律》中對於官員犯事同樣也有優待規令，分別是議、減、贖、當。

議為八議，八議分別為親故賢能功貴勤賓八種身份，這八種身份的人需按照特別的司法程式，並且在處罰的時候要酌情減免。減則就是八議人員與七品以上官員犯事，比照常人要減免一等。贖就是繳付罰金，用以減免罪責。當為官當，官員犯法可以用自身的官品折抵徒刑和流刑。

如果按照律令條款進行宣判的話，那這些紈絝子弟們多數交一點罰金，然後承受一些笞刑，事情也就算交代過去了。而這顯然是李泰所不能接受的，如此懲罰也完全收不到任何警誡之效。

這一次宇文直等人當街擄走高湝，以及之前高延宗當街襲殺崔季舒一事，全都反應出京畿之內治安情況堪憂，而在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天下適亂年久，這些官宦權貴們對於所掌握的勢力任性使用，並且朝廷在律令監察層面上根本做不到有效的管控與防禁，如此才令他們有恃無恐。

在許多人看來，他們的官爵本身就擁有著任意而為的特權，功勳官爵就是為了不受約束。或許對上需要奉守忠誠效勞的責任，但是對下則就仍是百無禁忌，不必恪守什麼規令的約束。

天下紛亂多年，無論是朝廷的律令章制還是社會的道德規範都遭受了極大的破壞，想要重新建立規範起來也並不容易。

尤其長安城中權貴眾多，他們為國效勞盡忠，結果還要與黔首百姓共享城坊資源、共同遵守城坊規令，如果本身沒有一定的道德素養，實在是很難遵守。

所以歷史上一直到了隋唐時期，畿內民風仍然是關中排的上號的差，因為充斥著特權階級和投機者，以及各種強梁盜匪，可謂是五毒俱全。

李泰自然不想在他統治下的長安城仍然一直存在著此類的問題，嚴抓此事正是為了以儆效尤，在聽完柳慶等人的案情奏報之後，他便開口說道：“此群徒謗議朝政一事，先行處斷判決。判決之後，群徒不得放出，轉為京兆府獄收監。”

現行的律令條款，並不足以對這些人加以嚴懲、警示時流，所以李泰便打算先對他們進行另一項量刑比較自由的罪事進行懲處。同時督促有司加快新的相關令規的編擬，雖然並不能以後編之刑令嚴懲前罪，但數罪併罰之下，也能給人以足夠的警誡之效。

謗議朝政，輕則擾亂視聽，重則心懷不軌，量刑如何，全憑君王和當權者一念之間。尤其如今朝廷正以官爵而大酬功士，這些紈絝子弟竟然膽大妄為到認為朝廷封授不公，如若不加嚴懲，自然不足以正視聽。

所以當有司據此判決的時候，量刑起來那就嚴重多了。

凡所涉事人員，有蔭授官爵者盡皆革除，並加禁錮之刑、不得參預選官，直接給這些人的政治前途提前畫上了一個句號，其中宇文直、於蘭作為主犯，並加流放之刑。至於太傅於謹，因教養不善而奪其太傅榮銜，念其舊勳以三公禮歸邸榮養，不再參與朝政。

其餘同案而不同罪人員，鴻臚卿於寔黜落出朝、發為湘州長沙太守，尚乘奉御高孝琬則奪其爵、所蔭父爵以縣伯還授其兄高孝瑜，高孝琬則貶為沙苑副監，離京前往沙苑掌管沙苑廄畜牧事宜。

一番懲罰公佈出來，自然是令朝野凜然，京中時流誰也沒想到，僅僅只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