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一度惹怒了宋帝趙匡胤，國主李煜這些天對此一直恐慌的不行，擔心大宋會以此為藉口，對南唐用兵。

所以，李煜在接到趙匡胤讓他勸降南漢的赦命之後，鬆了口氣的同時，便十分用心的開始做此事。

他當即命知制誥潘佑寫了一封長達數千字的勸降信，親自又反覆斟酌，精心修改後，派給事中龔慎儀為使者，前往南漢勸降。他要利用南唐與南漢世世代代的睦領友好和他李家與與南漢劉家幾十年來的兩家情誼，來完成趙匡胤交給他的這一光榮而又重大的使命。

這封勸降信寫得情真意切，辭采飛揚。信的開頭，首先回憶了兩國之間幾十年來“情若兄弟，義敦交契，憂戚之患，曷嘗不同”的密切關係，然後便詳陳利弊得失，力勸南漢主“三思其心”，儘快臣服大宋。

此信所列舉的勸降理由，大致有這麼幾個方面：

首先是“割地以通好，玉帛以事人”乃古往今來常有之事，“小之事大，理固然也”，這並不算什麼不光彩的事，更非奇恥大辱。況且大宋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華夏”，是“承五運而乃當正統，度四方則鹹偃下風。”如今“遇天下之兵鋒，俟貴國之嘉問”，作為一個泱泱大國，已仁至義盡，若是“介然不移”，甚至逆勢而動，只能有害於宗廟社稷，有害於黎民百姓，更有害於南漢主自身。

其次說，大宋皇帝乃當世明君，曠古聖主。他曾說：“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則何苦而伐之？若欲興戎而爭鋒，則必取為禍矣…………大朝之心非有唯利是貪，蓋怒人之不賓而已。”若與大朝為敵，實乃“不顧大小強弱之殊”，逞一時之憤的不明之舉。今“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豈是為國家社稷者所力？大朝“師武臣力，實謂天贊”“登太行而伐上黨，士無難色；絕劍閣而舉庸蜀，役不淹時，是知大朝之力難測也，萬里之境難保也。國莫險於劍閣，而庸蜀已亡矣；兵莫強於上黨，而太行不守矣”，由此可見，南漢絕不可與大宋爭鋒。

再次是說，南漢一些“矜功好名之臣”“獻守土強國之議”，以為“五嶺之險，山高水深，輜重不併行，士卒不成列，高壘清野而絕其運糧，依山阻水而射以強弩，使進無所得，退無所歸”，又認為大朝所長在平原，若舍長就短，輕進嶺南，雖有雄兵百萬亦難取勝。據聞有人還認為，能戰勝宋軍，則霸業可成；若不能制勝，則浮巨舟而泛滄海，亦終不為人下。這些全是“孟浪之言”“坐而論道則易，行之如意則難”。“想那荊湖、西蜀、北漢，習山水，慣險阻，卻早已盡歸大宋。況南漢與大宋封疆接畛，水陸同途，若諸道夾攻，尚有何險可守！”

最後李煜又推心置腹地勸道：“倘大朝以為貴國無通好之心，有抗拒之意，必發大兵以攻伐，至彼時不僅玉石俱焚，生靈塗炭，還命我朝與貴朝斷絕聯絡，望能體諒予之苦衷。”

一封勸降信，寫得洋洋灑灑，感人至深。無奈信寫得再好，總是勸人拱手把大片國土交出來，然後做個亡國之君。另外，不管李煜如何才華橫溢，這信如何文采斑斕，也不管他的用心多麼良苦，甚至南漢皇帝是否聽得進去。可惜南漢國真正做主的不是南漢皇帝劉鋹，而是龔澄樞，準確的說是龔澄樞背後的天一道教主陳景元。

實事上，劉鋹信還沒有讀完，便已經被龔澄樞極為無禮的奪了過去，揚長而去。

龔澄樞拿著信跪在陳景元潛修的宮殿之外一炷香之後，殿中傳來了陳景元那略帶嘶啞但卻讓整個南漢國上下都會心驚膽顫的聲音。龔澄樞得到了陳景元的指示，便當即操控著南漢朝堂開始落實。

他先下令將南唐使者龔慎儀扣押起來，然後挑選孟修和秦權這兩名宦官中的心腹為出使大宋的正副使臣，親自將陳景元給安排的重任叮囑一番，然後便讓二人出使大宋，去完成陳景元賦予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