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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於選擇市會制還是委員制，陳炯明也給出了最終的答覆。

3月中旬，炯明在覆省議會的函中，引用美國的市政發展為例，指出歷年來實行市會制的結果：就是使全市事業為無賴政客，社會惡棍所包攬，以致市政日趨**，公款濫用，市債積欠，幾絕改良之望，而大城市如紐約已漸趨向採用委員制，亦有城市趨向更進一步的經理制。

炯明解釋說：“誠以市政純為事務性質，非統一事權難得最良之效果。准此以談市會製為過去不良之制，既絕無採用之餘地，市經理制事權更專於一人，惟委員制實折衷於兩者之間。是以幾經考慮，始行決定採用。我國自改革以來，無論中央行省，凡選舉事務，均受惡勢力之操縱，選舉機關亦鮮不為勢力派所利用。事實昭著，無可為諱。”

至於為什麼市長，局長由省長委任，而只一部份參事員才由民選呢？炯明申述其用意如下：

“誠以市長局長既屬委任，對省長負責，而省長則對市民負責，所以不得不委派一部份之參事員，以代表省長為市行政之監督。其餘參事員仍由各界及市民選舉，且每年選舉一次。一則實行職業代表制，一則令全體市民養成選舉習慣，務期五年以後，實行市長民選，不致有紊亂之虞，實為促進民治之深意。”

3月下旬，省議會另定《廣州市自治條例》送交省長辦理。炯明認為原定的《暫行條例》只使用於廣州市市行政區域之內，不能與單行法相比，不必由省議會議決，而且該條例“經由本省長頒佈外，已經軍政府政務會議議決，令準在案，於法理事實，均不容變更”。

從這件事，我們可看到炯明所作決策，因事就事，對派系分別，不存異心。他要實行市委員制，委任孫科（孫中山的兒子）為市長，不惜給予軍政府的孫系在廣東省事權內一個重要的職位，而不肯附從平素支援他的陳系省議會的建議。

改造廣州，設立現代化的市政府，刻不容緩，廣州市政行政委員會於2月15日按期成立，開始積極推行新政。參事會的選舉，要等到9月1日才舉行。

且不去論到底陳炯明在歷史教材上的名聲有多臭，在治理地方上他是一個能吏。而其他的私人品德也還無問題，素來被人稱道。這才是心繫民眾的革命者，真正致力於社會改革的有志之士。

鍾泱不喜歡孫中山的原因，就在於他的大而空。在自己沒有絕對實力的情況下，卻僅僅是想著要北伐，統一全國。先不論這樣的統一到底有沒有意義，事實上革命黨也沒能在事實上統一了整個中國，反而是把國內的主要軍力消耗一空。

蔣中正率領黃埔大軍北上征伐，才剛剛完成名義上的統一，日本就發動了全面侵華，而當時的中國幾無可抗之力，這難道僅僅是一個巧合？

這樣的統一，除了成就一個人的名聲之外，對國家和民族到底有什麼益處？如果僅僅是憑藉著好心就能拯救中國的話，那汪精衛還算是漢奸嗎？為了自己的想法而在事實上損害了國家的整體利益，即為賣國。主動和被動，只在道德上有不同，在結果上卻毫無區別。

想要強大一個國家，就必須要腳踏實地的發展生產力和不斷完善整個社會的組織體系。而不是利用民意，濫用民心，僅僅是為了心中的一己之私。自己沒有實力，再高明的計謀也沒有任何意義。鍾泱並不理會孫中山到底是不是一個合格的“國父”，他僅僅是看不起對方的做法。只知道暗殺和玩弄陰謀，終究上不了檯面，非國之棟樑。

作為一個領導者，沒有堂堂正正的決心和實力，不斷利用一些宣傳手段欺瞞和愚弄民眾，終究無法長久。革命黨在中國歷史上曇花一現，和孫系的激進主義有著很深切的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