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的宣傳隊都是由同一家工廠的工人組成的。但是來我們學校的卻不一樣，‘革命行動同志’和他手下的隊員來自不同的兩個工廠。”

“這的確很奇怪，”陳超拿出本子和筆，“他是哪個工廠的？”

“上海第三鍊鋼廠。”

“當時他多大年紀？”

“三十八九、四十出頭吧。”

“好的，我會去調查的。”陳超說道。不過，不論這個“革命行動同志”做過些什麼，他如今也得六十多歲了。可是按照於光明提供的情報，百樂門監控錄影裡那個人大概也就三十多歲，“梅老師的後事是怎麼辦的？”

“說到這事兒我就很生氣！我本想給她送個花圈什麼的，說實話我也應該這麼做。可是她的遺體當晚就被拉到火葬場燒了，骨灰被隨便撒掉了。她活著的時候我沒能為她做點什麼，甚至連她死後都不能！這是我的終生憾事。”

“您不必自責，向教授，當時是‘文化大革命’時代。現在一切都過去了。”

“是啊，都過去了，”向子龍拿出一張唱片，“我把一首宋詞譜成曲子了，就是為了紀念她。”

陳超接過唱片。封套正面印著一個身穿紅裙翩翩起舞的女子，背面則印著晏幾道的那首《臨江仙》：

夢後樓臺高鎖，酒醒簾幕低垂。去年春恨卻來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

記得小蘋初見，兩重心字羅衣，琵琶弦上說相思。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

“梅老師若泉下有知，一定會很喜歡這張唱片的。”陳超說道。

“我會燒一張給她的，”向子龍忽然顯得有些尷尬，“不過我從來沒對我太太說起梅老師的事。”

“放心吧向教授，您說的這些我都會保密的。”

“我太太快回來了，”向子龍把唱片重新放回書架，“她有點小心眼兒。”

“最後一個問題。您剛才提到梅老師的兒子，他後來怎樣了？”

“關於那條反革命標語他們啥都沒查出來。總之那孩子後來成了孤兒，跟親戚住在一起。我聽說他‘文化大革命’之後好像上大學了。”

“您知道是哪所大學嗎？”

“不知道，最後一次聽說他的訊息都已經是幾年前了。不過如果這個事情很重要的話我可以打幾個電話問問。”

“可以嗎？那太好了，太謝謝您了。”

“陳隊長，別這麼說。終於有一位警官願意為梅老師做點什麼了，該說謝謝的是我。”向子龍誠懇地說道，“我有個小小的要求。你們的調查結束後，能幫我複製一份那套照片嗎？”

“沒問題，我明天就洗一套寄給您。”

“十年生死兩茫茫啊……”向子龍說道，“哦，對了，去她鄰居那裡也許能打聽到些什麼。”

“您有她當年的住址嗎？”

“你知道衡山路上那個老洋房吧，離寶慶路不遠，你去問問就知道了。現在那兒已經被改成一家飯店了。我去過一次，手上有一張他們的名片，”說著，向子龍拿出一張名片遞給陳超，“喏，就這個，老洋房飯店。”

二十四

待陳超趕到衡山路，已經是晚上八點多了。

他花了好一番工夫才找到此處的居委會。“真不容易。”他自語道。天氣很冷，找到居委會起碼意味著可以進屋暖和一下。

既然紅色旗袍當年的穿著者身份已經確定，那麼接下來就可以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對案件展開調查了。

單憑向子龍教授的一面之詞恐怕不能斷定梅老師沒有其他追求者。即便在“文化大革命”那樣的狂熱年代，以梅老師的才華和美貌，應該也會有很多男人為她傾倒。

那位被稱做“革命行動同志”的毛澤東思想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