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不群、深切的孤憤以及無奈的自嘲，也可說是對社會變相的批判與宣戰。鯁骨之言以嬉笑之語出之，更能獲得出人意表的效果，讓人銘記在心。正如法國著名喜劇作家莫里哀所說：“一本正經的教訓，即使最尖銳，往往不及諷刺有力量；規勸大多數人，沒有比描畫他們的過失更見效的了。惡習變成人們的笑柄，對惡習就是重大的致命打擊。”（《偽君子·序》）流沙河已經在“文革”時經歷過無盡的汙辱和被動的自罵：“各位革命群眾：我是大右派分子流沙河！我有罪，罪該萬死！死了餵狗，狗都不吃！”從這樣的人間地獄活命出來，還有什麼不能嬉笑怒罵，調侃反諷的呢？！自然能主動地看到自我的渺小，進而調侃戲謔，非心理健康，歷盡滄桑，看透世相，洞察人生，佻善謔莫辦，如此才知道自己原系一“傢伙”耳。

二

林語堂先生說：“歷史上任何時期，當人類智力能領悟自身之虛空、渺小、愚拙、矛盾時，就有一個大幽默家出世，像中國之莊子，波斯之喀牙姆（Omar　Khayyam），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吾國與吾民·幽默》）流沙河亦是在識得我們人類自身渺小愚拙和現實社會的可笑後，才以幽默譏刺的文章諷世的，亦系一幽默大家也。沐改革開放之風，80年代中後期，西方各種思潮風湧而來，眾多主義加入社會對文學的大合唱，批判反省及理性的啟蒙，雖然泥沙俱下，魚龍混雜，然聲音相對多元，一時蔚為大觀。稍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文化的聲音愈加萎縮，社會批判的鋒芒收斂，空洞黴腐的說教氾濫起來，在我們這個法制尚不健全、缺乏理性的國度，知識分子又不能對根深蒂固的制度性弊端作正面的“肉搏”，但是知識分子又必須發出自己獨特而理性的聲音，找準自己批判社會不公的支點。流沙河先生選擇了“批評顯貴的儒家，攻擊汙濁的社會”的莊子來表達他對現實社會的針砭譏刺，“拖古人到現代來講話”，於是《莊子現代版》便應時而生，繼而《Y先生語錄》也就勢出籠。從他由詩賈禍到新時期復出以來，他自述均以歌頌為己任，“若有使命在焉”，後來終於醒了，將歌頌視為“此或一廂情願之態，今已矣，不說了”。但要看流沙河思想之突變，我們怎樣分析，都不如他的“自供狀”來得真實：“洎乎八十年代末期，經濟改革獨足跳踔之弊，漸漸凸顯出來，怵目驚心。吏治之不謹也，袖風之不清也，世道之不靖也，社會之不平也，政策之不定也，民主之不行也，文明之不振也，公德之不興也，使我覺得自己沒臉，不好再去歌功頌德。”（《Y先生與我》）

好一則“自供狀”，真是一篇聲討社會不公的檄文，雖然社會之腐敗不能因此傳檄而定，但深得民心是不言自明的。流沙河深知不能用豪言壯語來改世，便用《莊子現代版》來曲線諷世，“著述過程亦即角色改換過程。禿筆一支，不能改革現實，卻能變革自身。古今文人皆享有此種蛹蛻之方便，這樣他才活得出來，使斯文一脈不至於斷絕。要說軟弱，也是。”（《Y先生與我》）其實這並不是軟弱不軟弱，而是每一個知識分子找準自己應對現實社會的支點，不然下面的話你就不好理解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躲避的權利。軟弱者怕自己一身弄髒，他只好躲避了。”這比任何驚天動地的對社會的批判更生猛，更銳利，更可笑，非說真話的真漢子能出此熱血之言和大幽默嗎？若以笑話看這汙濁之世的話，我相信流沙河先生以上的言論與畫家黃永玉先生的話，有異曲同工之妙：“老漢我因為膽小，遇到好笑的事情總是採取一種戰術：‘笑得贏就笑，笑不贏就跑。’倒是很少吃眼前虧的。”（《吳世茫論壇》）自然，方巾跬步之徒，內心黴腐之輩，佻不雅他們是不敢的，但賣友事仇的能耐卻是大大的有。所以愛嘲諷譏世之人，遇到這種人就只好“笑不贏就跑”，實施那最後剩下的惟一擋箭牌“躲避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