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女性到了這個年齡，都有強烈的傾訴欲。

在咖啡的氤氳香氣中，蘇山月就像白居易筆下的琵琶女，開始訴說自己前半生的遭際：“我1982年出生在白完西北的一個偏僻農村，距離最近的鎮上有二十多里地。家裡很窮，一年四季在地裡辛苦刨食，只夠勉強餬口，一旦遇到發水、乾旱，就要靠借貸過活。我是家裡的老二，上面有個姐姐，下面還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具體是什麼原因要生那麼多，估計徐校長你不難想出答案吧？”

徐生洲點點頭。這種情況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些重男輕女的地方還是比較普遍的。

能回到家，終歸是安穩下來。轉眼我已經6歲，要準備上學，但家裡根本交不起三塊五毛錢的學雜費。還是當民辦教師的二伯替我繳了錢，我才有倖進入村裡的學校大門。”

蘇山月喝了口苦澀的黑咖啡，接著說道：“你應該知道‘大眼睛女孩’吧？就是那副著名的《我要讀書》照片。其實我跟她差不多是同一個年齡，住的地方也是臨近縣，最初境遇也差不多，亂蓬蓬的頭髮，髒兮兮的、打著補丁的舊衣服，草紙做的練習本，香菸長短的鉛筆，即便最後削到只剩下小指長短也捨不得丟，因為買不起新的。但差別在於她後來出名之後，有無數好心人資助她，而我始終只有一個當民辦教師的二伯。”

徐生洲道：“你二伯是個好人。”

“我二伯確實是個好人。有時候嬸子會因為這事罵他，罵得很難聽，甚至故意當著我的面罵他，但是當我要交錢的時候，他還是偷偷拿錢給我，或者不聲不響就幫我交了。三年前，我還在讀博的時候，他過世了，是胃癌。我都還沒來得及正式請他吃頓飯，請他來京城逛逛，給他說聲謝謝呢！但他總是以我為驕傲，經常很自豪地跟周圍人說：‘我侄女是博士呢！’我二伯確實是個好人，就是好人不太長命！”

徐生洲不知道該怎麼把話接下去。

“正因為讀書機會來之不易，而且相比在家帶人、下田、打豬草，在教室裡讀書簡直就是天堂，所以我從小就非常珍惜能讀書的機會，並深信‘知識改變命運’，成績一直位列全校前茅，這也是我能繼續讀下去的另一個關鍵。五年級期末，我考了全鎮會考第二名，順利從師資落後的村小升入鎮上的初中。”

徐生洲點讚道：“厲害！”

“厲害吧？我也覺得自己挺厲害的。”蘇山月微微一笑，“那時候農村的人特別多，小孩也特別多，每個村都有村小，每屆會考總也有四五百人。臨近幾個村還有聯中，聯中教學水平很差，管理也很亂，學生基本上都是男的，讀聯中就是為混個文憑，好去當兵招工。鎮上的中學就明顯正規多了，但鎮上離家二十多里，我們家當時窮得連腳踏車都沒有，來回全靠步行，所以我十一歲就開始住校。一個人淘米，然後放到學校灶上去蒸，有時候淘完米忘記放水，中午就要餓肚子。”

徐生洲嘆口氣：“現在十一歲的孩子，上學放學還要爸媽開車接送呢！”

“所以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蘇山月繼續剛才的講述，“每天都是硬生生的糙米飯，就著家裡帶來的黑鹹菜，有時看到食堂裡做的肉菜，特別是油膩膩的大肥肉，真是饞得嘩嘩流口水！可那時我父母每星期只給我幾毛錢零花，主要是買點紙筆什麼的，哪有錢買肉菜吃！有次我實在實在忍不住了，就買了一份紅燒肉，吃得我差點把舌頭吞下去，吃完又心疼得好幾天直掉眼淚。哈哈哈！”

徐生洲道：“現在孩子都不吃肥肉的，怕胖。”

“初中三年，雖然換了新環境，但我還是一心撲在學習上，成績始終保持在全校前三。轉眼到了中考，那時候和現在不一樣，現在無論成績好不好，首選都是重點高中。我們那時候成績最好的首選中師，就是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