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中國古代銀子缺乏,銀子的價值是很高的。制錢(即標準的方孔銅錢)一枚稱“文”,白銀和黃金按“兩”融錠,古代的錢自唐以上的各朝各代雖然單位都不同,但至少唐宋之後相差不大,所以是可以得到比較穩定可信的資料的。銅錢、白銀和黃金之間的兌換比例就像現在的外匯價格一樣,是常常變動的,不像一元錢等於一百分這樣明確。金銀的比價從1600年前後的1:8上漲到二十世紀中期和末期的1:10,到十八世紀末則翻了一番,達到1:20。以清代為例,道光初年,一兩白銀換錢一吊,也就是一千文;到了道光二十年鴉片戰爭的時候,一兩白銀就可以換到制錢一千六七百文了。咸豐以來,銀價猛漲,一兩白銀竟可以換到制錢兩千二三百文之多。由此可知正常情況下,一兩黃金約可兌換八至十一兩白銀;一兩白銀大約可換到一千至一千五百文銅錢。古時通常說的一貫錢或一吊錢就是一千文。
再以唐代為例,九品官月俸五石(相當於70公斤)米,上白米每石九錢五分、中白米每石九錢三分、下白米每石八錢三分、白麵每斤(相當於1。2市斤)九文,一石米貴賤都不會超過一兩銀子,由此得知,一個唐代的九品官的月薪相當於五兩銀子。
直至清代,一個六品官員年俸45兩白銀,每月不足四兩銀子,而清末,一斤豬肉只要二十文錢,一畝良田只要七至八兩銀子或者十二、三個銀元。幾兩銀子、幾十兩銀子是件大事情了,有百兩銀子就是今日的大款了,能夠買上十幾畝良田了。在明代,一個平民一年的生活只要一兩半銀子就夠了,所以戚繼光計程車兵軍餉一日只有三分銀子,一月不足一兩。清代稍貴點,主要是鴉片戰爭前外貿順差大,銀子大量流入後,銀價下跌造成的。後來大量賠款後,銀與銅的比價又上升了。平常老百姓使用的是銅錢,清末時使用銅元,很少用銀子作為日常交易用。許多老百姓至死都未見過銀子。所以口語中表示沒有錢(貧窮)時用“鈿(銅錢)沒有”而不說“銀子沒有”。這就是為什麼人們常常以銀子為珍貴的原因之一吧,由此也可見《紅樓夢》裡唱的“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貪官,斂財手段之高、收刮民脂民膏之狠,心腸之黑之毒,平民百姓的生活之悽慘。
至於銀票,也以清代為例,其實是山西票號發的匯兌憑證,有密押的,不是見票即兌的銀行券(鈔票)。用銀票是要付匯兌費用的。銀票做大宗買賣的商人用得著,它可避免攜帶大量現銀的風險,而且方便,並與自己攜帶大量現銀成本差不多。一般老百姓和官員是用不著的,所以也就不會有從口袋裡掏出面額成百上千兩的銀票來支付款項。即使你拿出來支付,一般商家和普通百姓也不肯接受,其流通程度比今日的個人支票還不如。
假使天曌皇朝的世情民風與我那時空的唐代相同,我今日的競拍起價就達到了一個九品官一年零八個月的工資,我這才瞭解了為什麼古人說溫柔鄉也是銷金窟了,雖然心裡也明白,這些官商一氣的老爺們斷不會只有這點死進賬,但月娘的報價,也算是對得起我了,因為能出得起這個高價的人,在現場應該只有少部分,一下子砍掉大部分人競拍的希望。
月娘聽了譚大頭的慘叫,抿嘴笑道:“一分銀子一分貨,譚大爺難道覺得我們卡門姑娘值不起這個價?”
“值,絕對值!”說話的卻是另一個青年男子,“月娘,一百兩銀子,卡門姑娘今晚由我包了。”
“等一等,李青!”出聲阻擋的卻是那錦衣華服的張大少,“我出一百二十兩。”
“一百四十兩!”那叫李青的青年男子瞥了他一眼,又報了個價。
“老子出一百五十兩!”譚大頭聽價錢越報越高,心裡一急,衝口而出。
“兩百兩。”一邊兒有個沙啞的聲音響起,我用眼角的餘光看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