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寫信對胡適說：“聯大苦撐五載，一切緣軌而行，吾輩自覺不滿，而國中青年仍視為學府北辰，盛名之下，難副其實。圖書缺乏，生活困苦（物價較戰前漲百倍以上），在此情形之下，其退步非人力所可阻止。弟則欲求聯大之成功，故不惜犧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總覺難免，有時不免痛責兄與雪艇（即王世傑）、孟真（即傅斯年）之創聯大之議。數月前在渝，孟真責我不管聯大大事。我說：‘不管者管也，我發恨時很想把你們三人，一人一棍打死。’”

蔣對聯大現狀不滿，是特殊情形下的思想，因為他認為教育需要好的環境。他曾說過：“教訓青年的地方，是在山林花草、鳥鳴蟲嘶的天然景內，不在臭蟲跳蚤的囹圄內。”所以他把北大的發展寄託於抗戰的勝利，並老早地在1942年就醞釀戰後北大的辦學方針。1943年1月在給胡適的信中，他和盤托出了將來北大辦學的設想。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方針：以北大之向來一貫政策，並蔡先生治學立身之精神為基礎，戰後在北平創立一文史與自然科學之中心，以社會科學與應用科學附之，而尤以文史為中心之中心；

二、外國文：凡學生無論習何科，必通一外國語，而習國文者尤所必備……

三、群性、個性均加以適當之訓練；

四、學科程度當加以嚴格之訓練，以期一般程度之提高，不及格者飭令留級或退學；

五、請美國大學在北大設講座，並準派學生數人留學美國大學，而給以獎學金（Scholarship）……

從這個既繼承北大固有歷史，又企圖補北大以前之失的設想，可見蔣對北大發展，見地之深遠，心情之迫切。

“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後來的某些人對蔣夢麟的評價很是苛刻，對於他請回胡適、制定北大規章、與國民政府的關係、與中華教育基金會的合作、反對學生運動等，多有指責，認為他拋棄了蔡元培的“思想自由、相容幷包”，執行了國民黨的教育方針，壓制學生愛國運動，是個圓滑的政客，口頭標榜民主而實際在北大推行專制統治等。如果我們拋開有色眼鏡，平心而論，這樣的評價實在有失偏頗。首先的問題是，在那個時代要不要教育？回答當然是要。既然是要，便不能脫離當時的社會實際去奢談教育。蔣夢麟與蔡元培同樣熱愛北京大學，他曾說過“最大的願望就是把北大建成為全國最高學術中心”。他還在北大31週年紀念時題詞寫道：“你是青年的慈母，我祝你永遠健康生存。”他不是一個政客，因為他沒有像後來的劉哲之流一樣把北大作為做官的資本去瞎折騰，他只不過在處理教育與政治關係的合作與不合作兩種選擇中，採取了與蔡元培的不合作主義相反的態度。對於北大來說，合作也許更利於它的存在。而且蔣夢麟至少還沒有把北大變成培養國民黨黨棍的工具，這就夠了。對於學生運動，從蔡元培要求學生“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的觀點看來，在那個時代，救國對學生和校長都是一個兩難的問題。如果我們承認在救國問題上革命家和教育家的責任有不同，如果我們承認在革命沒有勝利之前還要培養一些科學文化人才，那麼，在校言校，在教育言教育，有時分析問題還不能不如此。至於利用中華教育基金會的“庚子賠款”，我們就把他當作與張伯苓接受軍閥捐款辦教育一樣，“鮮花也要臭大糞澆啊！”

讓我們再來看看蔣夢麟的另一面。

日常生活中的蔣夢麟，十分風趣幽默，就是在極艱苦的時候他也會時常談笑風生。初到北大時因為與陳獨秀氣味極相投，他常對陳說：“我們兩個人，有一個相同的習慣，在參加筵席宴會的時候，一坐下來，我們總愛把冷盤或第一、二道菜儘量地吃，等到好菜來時，我們吃飽了，所以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