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路軍騎馬挺進之後，成吉思汗在北京城前又匯合他的軍隊，目的至少是要作一次封鎖北京的嘗試（1214年）。在北京，宮廷政變在金朝宮廷中剛剛引起了騷亂。金帝永濟已經於1213年被他們的將軍胡沙虎暗殺，胡沙虎擁立永濟侄子吾睹補登上王位。遺憾的是，新帝（1213－1223年在位）與永濟一樣地無力勝任。但是成吉思汗缺乏正規圍攻戰所必需的兵器。他像以往一樣謹慎，接受了吾睹補求和的要求，而不顧他的將領們的焦急。金人賠償了大量的戰爭費用--黃金、絲和三千匹馬，還有青年男女，其中一位女真公主是獻給成吉思汗本人的。後來，這位征服者帶著他的戰利品經張家口又返回蒙古。

蒙古人一走，吾睹補認為北京易受攻擊，遷都開封（1214年）。實際上等於放棄了北京。成吉思汗感到，遷都意味著戰爭較早地重新開始。他撕毀了休戰協定，搶先採取行動。他再一次侵入河北，又包圍北京。金國的一支運送糧餉的援軍在北京和河間府之間的霸州被擊潰，北京守將完顏承暉絕望自殺。蒙軍佔領北京，屠殺居民、奪民房，最後縱火焚城（1215年）。劫掠持續了一個月之久。

很清楚，遊牧民完全不懂得大城市所能發生的作用，也不知道如何利用它來鞏固和擴大自己的政權。對於人類地理學研究者們來說，這裡最有趣的情況是：當草原居民沒有經歷一個過渡階段而幸運地佔有了具有都市文明的古老國家時，他們感到困惑。他們到處燒殺，與其說是出於生性殘忍，不如說是出於困惑。因為他們不知道更好的處置方式。可以看到，在蒙古首領中--或者至少是在忠實地遵守札撒的那些人中--掠奪是一種無私利的事。以失吉忽禿忽為例，他甚至拒絕接受分給他的一份很小的金朝的財物。

正是基於困惑所產生的這種行為使文明遭受了如此深重的災難。成吉思汗的蒙古人，正像史料反映的那樣，或者是作為獨立的個體來考慮時，沒有表現出是邪惡的人，他們服從札撒，這是一部榮譽和誠實的法典（除開邪惡部分外）。遺憾地是，把他們與在他們之前的古遊牧民相比，特別是與10世紀的契丹人，甚至12世紀的女真人相比，他們明顯地遲鈍。女真人隨著小規模的屠殺，至少很快就繼承了前王朝，不再摧毀從此以後屬於他們自己的財產。成吉思汗的蒙古人雖然可以肯定不會比他們的前輩更殘酷（確實，由於服從札撒，他們具有更嚴格的紀律，由於成吉思汗的個性，他更冷靜，更強烈地受到道德尺度的吸引），他們巨大的破壞性，僅僅是因為像在他們之前的匈奴、柔然、突厥和回鶻一樣，他們更加野蠻，確實是構成了野蠻風尚的總集。

成吉思汗史中存在的自相矛盾在於一種對比：一方面是領導者的明智、深謀遠慮和道義性，領導者將他自己的和他的人民的行為納入具有健全常識的原則，牢固地建立起正義；另一方面是剛擺脫原始野蠻狀的人民的殘忍行為，僅僅是企圖獲得使投降的敵人產生恐懼的那些行為，降民對他們來說是一支其生命沒有多少價值的民族，作為遊牧民，他們完全不懂定居民族的生活，不懂城市環境、農業耕作，不懂除他們的草原故鄉外的任何事情。現代史學家們基本上與拉施特、或者《元史》的編者們一樣，當他們面對領導者的智慧（甚至是適度的）與返祖的和部落傳統的殘忍相結合的這一完美自然結合體時，他們非常驚訝。

佔領北京後，在願意支援蒙古統治的俘虜中，成吉思汗選中一位契丹族王子耶律楚材，他以&ot;身長八尺，美髯宏聲&ot;博得成吉思汗的喜愛，被任命為輔臣。這是幸運的選擇，因為耶律楚材融中國高度文化和政治家氣質於一身。像回鶻大臣塔塔統阿一樣，他是輔佐亞洲新君主的最合適的人。這一時期，成吉思汗後裔還不能直接從中國人那裡吸取中國文化。而像耶律楚材這樣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