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都與這種影響深遠的變數有著強烈的關聯關係。勒？布萊斯和託德的爭論具有高度的示意性，有必要予以簡單化，並且我們並非在每個細節上都贊同他們的見解，但是，我們確實承認，我們的分析還不夠專注於社會差別，在地區差別上的分析仍然過多。

這個問題部分是由於缺乏第一手的資料，不過法國民族學校的工作是不容抹煞的，尤其是伊麗莎白？克萊維力和皮埃爾？拉梅森，他們的工作對於本書的課題研究是相當重要的。他們得出的結果是以廣泛深入的司法檔案調研為基礎的，這可能會使他們過分強調衝突性。不管怎樣，對於那種認為傳統社會中的家庭生活甜蜜而寧靜的觀點來說，他們的工作仍是深受歡迎的矯正之道。大量有關文化和結構人類學的研究工作均指向社會生活中穩定和不變的東西，其結果就是給人以一種靜態社會的印象。然而，19世紀的社會沒有什麼東西是靜態的，即使是在最邊遠的農村地區也是如此。社會持續地處於動盪之中，既影響到了公眾和私人之間的界限，也影響到了生活、感覺、戀愛以及死亡的方式。

確定無疑的是，強有力的凝結因素在發揮作用：法律，機構，語言，差異的壓路機——學校，媒介，以及在全國傳播“巴黎時尚”的消費專案。首都得到的崇拜和得到的敬畏一樣多，對這個國家的其他地區具有強烈的吸引力，男人們和其他事物在巴黎與外省間往來穿梭，這種迴圈方式使私人生活的方式趨於標準化。

然而，對這種標準化的抵抗也是令人驚異地頑強。按照歐仁？韋貝爾的話，這種情況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才告一段落。家庭秘密和個人私密繼續存在著、變化著，而這些人們幾乎難得偶爾一瞥的秘密與私密，正是我們現在所要努力理解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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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活（1）

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家庭透過生生不息的血緣、財富、情感、秘密和記憶來自我描述、自我思考和自我表現。

分散的家庭主要透過寫信來聯絡感情。郵政服務水平的提高使通訊變得更加方便快捷。到19世紀後半葉，鐵路的建造和其他技術的進步使這一時期變成了紙張主宰的世紀。經常、定期地接收家人的“最新訊息”成了一個家庭最重要的事情。1830年4月3日，按照孜孜不倦的“寫信專家”喬治？桑德的要求從巴黎寄出的一些“黃｜色和藍色的信紙很難看，但是卻很時髦”。她每次收到信後總要透過信封上的郵戳來比較這些信寄出的日期和收到的日期。郵遞員不僅要對信件進行分類，還要保證這些信件及時送到——火車站的大鐘就是他們判斷時間的依據。因此郵遞員成了人們期望隨時拜訪的最尊貴客人。

對於在外地上學的孩子，家人都希望他們每週能給家裡寫一封家書。當甜甜蜜蜜的小兩口短暫地分離後，他們每隔兩三天就要寫一封情真意切的信。除家庭之外，還有一些遠方親戚，人們就根據關係的親密程度互通訊息。新年是一個很重要的時機，往往會在這個時候通告家人的健康狀況，還要對過去一年中家人和親朋好友的生日、去世、結婚、疾病以及升學等問題進行一個簡單的總結。這些都成了信中的主要內容，可以說就是信件的骨肉。卡羅琳？舒塔爾—利奧萊特已經對索米爾一個布林茹瓦的家庭成員寫於1860年至1920年的信件進行了認真研究。他已弄清了在信中什麼話能說，什麼話不能說。他發現這個家庭成員基本上不能在信裡提到錢、死亡和性。他們確實也在信中談到了疾病，甚至具體的生活細節，當然還有孩子。而其他家庭關注的則是另外一些問題，比如戈布里茨家族比較痴迷於教育上取得的成就。母親與女兒之間的通訊一般只寫她們的第一個名——艾米莉和瑪莎，她們在錢和身體這些事情上總有聊不完的話題；她們談論疾病與痛苦，但也談論一些讓我們都驚詫的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