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系的邊緣還有哪些未知的星球，這是多麼奇妙的事情啊！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已經失去了很多人性的因素，我們更不可能擁有生活在相信飛行將創造大同世界那一奇特年代裡的人們的崇高希望了。我們未能創造一個完美的世界。”

相比之下，我覺得我們比那一代美國人失去的更多。我們失去了改變哪怕只是身邊的小小世界的願望。我們總是可以看到令人沮喪的先例。梁啟超是第一流的人才，比我輩強出千萬倍，但對這個國家沒起什麼作用。胡適也是第一流的人才，可是他寫了那麼多文章，也沒什麼用處。你只能說“百無一用是書生”，儘管每個造出了燦爛文明的世界，比如近代的歐洲，進步的核心動力總是來自於一幫書生們。那麼問題在哪兒呢？我們常說，問題不在我們能解決的範疇之內。

於是我們偃旗息鼓，承認世界是不可改變的，落力賺錢即可，甚至連自己所在公司或者單位的一條愚蠢的內部制度也是不可改變的。有人名之以“犬儒主義”，我覺得叫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正是這麼做的。

並不是說以前的人們不是這樣，而是傑出的人們不是這樣。胡適先生回國時才26歲，跟現在的韓寒一樣大，在他前面已經有了眾多先賢的失敗例證，他仍舊對著人群引用了伊拉斯摩從義大利返回祖國荷蘭時的話：“我們回來了，一切都會不同了。”那時的中國，在某些部分比現在老邁得多，在另一部分則年輕得多。如今我們身處更繁華的文明之中，卻再也聽不到類似的明朗之聲了。

如今我們很容易認為“一切都會不同”無非痴人說夢，在我看來，這說明了我們有多麼聰明。的確，在改變中國方面，胡適的作用可能還沒史玉柱大——有很多人相當崇拜後者的建立在捕捉人性弱點的基礎上的商業模式，甚至稱其為“天才”。我的看法是，倘若這便是天才，那麼這個世界就是徹底抽風了，我輩餘生中的任務就是衝它吐唾沫，享受這唯一可以享受的樂趣。

其實凱文·卡特只是一名負債累累的自由記者，連份固定薪水都沒有，套用中國的標準來講，就是一沒有記者證的假記者。這路人要是膽敢採訪我們的小煤礦，早被亂棍叉出去了。可是與那些把木匠和瓦匠的活兒幹到完美程度的人一樣，他是人類的精華，而我們不是，大多數著名CEO也不是。有些人有著聰明的頭腦，貪婪果敢、敏於行動，另些人則有著不合時宜的個性，胸有丘壑、心事重重，他們是完全不同的傑出者。我們在蠅營狗苟的生活之中學到的是貪婪，而失去的正是個性，當我們在朝陽區或者浦東的昂貴寫字樓裡尋覓各種機會的時候，並不曾反省自己的日子是多麼糟糕，用戈爾·維達的話說：“我們已經失去了很多人性的因素。”

吾父凱利班

有一天，因為公幹，我跟胡安·莫里略的女兒坐在一家咖啡館裡回憶童年生活中的各種陰影。莫里略是位秘魯作家，著有《河水必將攜你而去》，他女兒如今在北京為一家歐洲電視臺工作。她說，小時候她被送到利馬的一所富人學校讀書，周圍的孩子都太有錢了，讓她很有壓力。我說，你也有可驕傲之處呀，你爸是著名作家。她嘆息說，問題是爹也怕比，既生瑜何生亮，班裡有個男孩，他爹就是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這一下，用一句時下流行的冒傻氣的話講，“我被雷到了”——她確實是自豪不起來。略薩在地球文學界的地位約等於前國務卿基辛格之於美國政壇。然後她問，那你小時候呢？我特自豪地說，有個中文詞叫“世子”，聽說過沒有？我就是我們家那片兒的“世子”。我爸高中畢業，是方圓十里之內最有文化的人。

可惜這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