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樹旁邊。動物的描繪採用現實主義手法，藝術形式明顯地受到亞述動物藝術的影響。然而，它所採用的裝飾手法是典型的斯基泰式的。

從這一起點開始，我們可以看到整個斯基泰動物藝術的興起，斯基泰動物藝術可以被認為是將亞述（或希臘）的自然主義轉向以裝飾為目的的藝術。在科斯特羅馬斯卡雅墓中的金鹿上，這種藝術似乎有了它的固定形式，金鹿的角是程式化的螺旋形。幾乎可以肯定在公元前第6世紀庫班也出現了這種藝術。

草原美學以這種方式在南俄羅斯草原上存在了長達幾個世紀之久，並具有明顯的向東發展的傾向，我們將會看到這種發展一直抵達蒙古和中國。從一開始便可以注意到有兩種趨勢：一種是自然主義的傾向，無疑地，它一方面從亞述－阿赫門尼德王朝的泉源中，另一方面從希臘的泉源中週期性地得到補充；而另一種是裝飾藝術的傾向，如上所述，它轉移和改變了前一種傾向，朝著以純裝飾為目的的方向發展。結果，草原牧民們和獵手們從未忽略過的動物風格的現實主義只不過成了程式化裝飾藝術的遁詞和藉口。

這種藝術傾向可以從遊牧的生活方式得到解釋，無論是西方的斯基泰－薩爾馬特人的，還是東方的匈奴人的。他們既無固定住地，又無地產，對於只需要現實主義的雕塑、淺浮雕和繪畫都不甚瞭解。他們的奢侈只限於服裝的華麗和個人的修飾，以及各種裝備和馬具等物品的裝飾方面。這類裝飾品‐‐各種帶子的掛鉤和金屬片，馬具上的裝飾片，劍帶扣，篷車的壁板，各種用具上的把柄，更不用說地毯，像在諾恩烏拉發現的一樣‐‐似乎都是為了程式化的處理，甚至是紋章學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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