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政府換成紙幣銀元券了，這是日本方面必須接受的，因而日本在中國的金融資產被中國的新貨幣改革狠狠的清洗了一番。這樣的結果，可以說是日本對華政策和外交的重大失敗。

事實上，日本遭到如此慘重的損失，很大程度上是咎由自取。因為在中國發生的這場金融危機中，日本扮演的並不是什麼光彩角色。而日本金融界對中國下的黑手，這些日本金融界的精英們是不會當眾說出來的。

在美國政府頒佈“購銀法案”人為大幅抬高國際銀價，在國內外大批收購白銀，致使世界銀價猛漲後。1934年世界銀價比上年上漲了26。7％；1935年上漲至最高峰。由於海外銀價猛漲，出口白銀便有利可圖，以致造成中國國記憶體銀大量外流。白銀大量運出，給中國的金融市場造成極大的侵害。面對中國的危機，日本火上澆油，推波助瀾，危中添亂，極力反對第三國採用穩定中國幣制的任何努力，以求到達由日原來整理殘局獨佔中國的險惡目標。日本的主要做法是大肆收購、擠兌現銀，偷運出境。日本在中國各地，特別是在華北大批收購、走私白銀，鼓動銀行擠兌，製造金融恐慌。日本人在秦皇島、山海關及沿海和長城各口，分別設立收購站，用日元紙幣高價拉攏由關內運出的現銀，“銀元一千元，即能兌換到中、交洋票一千四百萬”。關於走私白銀的情形，據北京政府的通報，“日本在華東的崇明、海州兩地大肆偷運白銀，逐日約20萬元左右。”日本走私的重點在華北。中國的媒體也曾揭穿說：“華北一帶，目下藩籬盡失，沿長城各口東起秦皇島、西迄古北口——在某國人把持之下，私運已經成了公然的機密。”“日本浪人在華北各地透過陸路和海路，逐日偷運白銀約十五萬元，即每月達四百餘萬元。”日本將走私白銀一部存進國內的銀行，彌補金庫的空虛，剩下的大部分則運往日本本土熔鍊為純銀，再運到倫敦市場高價拋售。…；

日本偷運中國白銀的情況，英美等國也並非全然無知，美國商務部就曾做出統計，1934年頭九個月，日本運出白銀總數共值7000萬日元，而上年同期僅為500萬日元。“就所知日本存銀及日本登記的白銀輸進比擬之，不應若是之多”，顯然，其中大部分是由中國偷運出口的。對此，日本的報紙也絕不隱諱地承認。據《日日訊息》報導：“昭和九年玄月，日本輸出白銀與上一年同期相比，增添了十餘倍。從1月至9月，由上海向日本走私輸出的白銀約有七千萬日元，而日本年產白銀僅一千萬日元，故由日本輸出之白銀重要是由中國走私之白銀。”在走私白銀的同時，日本又在極力排擠英美干涉中國經濟危機的同時，一再暗示可以向中國供給貸款，以緩和危機。但中國政府清楚日本的險惡居心，對日本丟擲的橄欖枝置之不理，在準備進行幣制改革之時，也沒有和日本商量。

中國的幣制改革方案公佈後，極大地刺激了日本的神經，由於中國是在事先未通知日本的情況下公佈幣制改革，引來了日本軍政各界的一片譴責之聲。在中國宣佈改革幣制的第二天，日本駐中國公使有吉明便往訪中國財政部長楊朔銘，當面責備中國在釋出幣制改革前不與日本商量。有吉明在致日本外務省的電報中說：“本使應約往訪楊朔銘。……本使表示日本國民認為此項新制度，對英米方面曾進行充足的商量，而對於日本，則忽然實行，使日本國民對華情感深受影響，因此，使兩國政治經濟關係不免有發生可憂的壞影響之虞。”1月8日，日本駐華使館武官磯谷廉介少將就中國幣制改造發表談話，表現“斷然反對”這一舉動。他鼓動說：“此案事先缺少預備，復缺少履行人才，又未得各國體諒，恐早晚數個月內，必產生漏洞。”因此，結束改革“實為救中國之唯一道路”。日本顧問本部也公然宣稱，中國的幣制改革是“疏忽具有東亞安寧權勢之日本，搗亂東洋和平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