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並不是像電腦那樣進行檢索的。

如果不事先輸入正確的關鍵詞，電腦就什麼也檢索不了。

而人的大腦卻大為不同。

“儘管不太清楚，但總是有這種感覺。”——就算是這樣一種初期條件的設定，能夠被查證的東西終究是會得到查證的。而且，根據被查證的資料資料，體系的“那種感覺”就會逐漸得以精密化。

韋伯這樣寫道：

……只是，這些觀點絕不是我們可以用來分析那些被考察的歷史現象的唯一觀點。其他觀點於此，如同面對一切歷史現象，也會得出其視之為“本質的”其他特徵。……

以此，如果要明白確定我們正試圖分析且作歷史說明的這個物件，那麼重點就不在於對它作出一個概念性的定義，而是姑且只能對我們此處所說的資本主義“精神”作出一番最小限度的暫定性例示。①

（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康樂、簡惠美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24頁）

真是精彩的文章。

這種“知性的節度”正是所有偉大學者都共通的東西。

我之所以稱之為“節度”，就是因為韋伯自己也無法闡釋清楚，他究竟根據“怎樣的基準來選取”了在此被稱做“最小限度的暫定性例示”的資料資料（它們源自本傑明？富蘭克林的文字）。

儘管馬克斯？韋伯認定，在此存在著可以理解資本主義精神的線索，但他卻無法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喔，說來倒也不錯。不過，你為什麼會想到，在富蘭克林的書中存在著關鍵性的線索呢？”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百分之百的女孩與韋伯式的直覺（3）

所謂“知性的節度”，就意味著一種無能感，即“自己也無法說清，我為什麼會如此聰明”。

關於“我為什麼會這樣聰明”，之所以有很多人都能洋洋自得地列舉出各種理由，這是因為他們還停留在“能夠說明緣由的聰明程度（不，毋寧說愚蠢程度）”上的緣故。

像韋伯、###、弗洛伊德、列維納斯那種層次的人，乃是一些聰明到能夠真切地咀嚼到“不知自己為什麼會如此聰明”這樣一種“無能感”的人物。（我認為就是這樣，但畢竟並不清楚，所以就姑且算是一種想象吧。）

選擇“最小限度的暫定性例示”時，韋伯儘管是在預見到了達成結論的脈絡這一前提下引用富蘭克林的，但對於“我預見到了達成結論的脈絡，可為何不引用其他人而必須引用富蘭克林”這一點，卻無法作出讓人釋懷的解說。

“儘管我能夠作出解釋，但對於為何我能夠進行解釋，卻是無法進行解釋的。”

在整個世界史上都堪稱智者的聰明人之所以開始轉而寫出具有節制感的文章，就是因為他們被這種無能感所糾纏的緣故。（竊以為如此，但畢竟沒有當過聰明人，所以還是懵裡懵懂的。）

現在書歸正傳，我認為，當徜徉在街道上，獲得那種電擊般的確信——“哇，迎面而來的那個女孩，對於我來說，就是百分之百的女孩”，不正是一生中只有幾次意外造訪於我們這些平庸之輩的“韋伯式直覺”的呈現嗎？換言之，我對她“對於我來說，就是百分之百的女孩”這一點深信不疑，但卻對其中的緣由無法進行說明。

“能夠說明”和“深信不疑”，是處在兩個不同次元的事件。

因為“深信不疑”的行為主體，是並非我的某個人。

我在街頭與某個女孩擦肩而過，默默地追逐著她的背影時，我會聽到某個“畫外音”的響起。（這是肯定會聽到的。）

“當時，我無奈地凝眸注視著一生中唯一的幸福機遇從身旁逃走。”——諸如此類的話外音。

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