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天是罷？”

我小時候其實是有好多想法的，按書面上講是有好多理想的，比如想當元帥醫生教授科學家老師等等，還想像黃繼光那樣去堵機槍或者像雷鋒那樣去做個小螺絲釘，最差也要挑擔茶葉上北京去天安門看望躺在人民大會堂的毛主席。很不好意思，就是沒有想到當編輯，主要是根本不知道世界上還有這麼一職業。小學畢業後我連初中都沒考上。那時本鄉有兩個完全中學，一個普通中學，　一個重點中學，重點中學的升學率達到百分之八十，這個意思就是說重點中學高三平均十個人裡面有八個人能跳出農門，當然人人都削尖腦殼想去重點中學。後來我還是進了重點中學，和我考一樣分數的都回鄉老老實實戳牛屁股去了，我們之間的區別在於我有一個在鎮上當國家幹部的爸爸。我跟同學們睡在重點中學的學生寢室裡，兩間大平房，男一間女一間，裡面五味雜陳，到了夏天更是濃烈得嗆鼻。冬天北風往裡面呼拉拉地灌，熱天裡面的溫度比外面的還高。後來鎮上兩個小混混還趁半夜裡摸進女生寢室*了三個女生。天熱得不行時我就跟著別人一起睡到教室的桌子上去，那裡人少要涼快點，不過我認為最涼快的還是學校的那幾個乒乓球檯，農村中學的乒乓球檯都是用水泥做的。一天晚上我睡在上面時校長陪著鎮教育組長在學校裡四處轉，組長看見乒乓球檯上睡的我們，嘆息說：“這樣睡怎麼行得羅。”中學畢業進了師範。老爸跟我擺起大道理：“從古到今，哪個不讀書？只要有人讀書，老師這一行就不會失業！”進了師範我沒好好讀書，和幾個兄弟姐妹編文學社的一本雜誌，大家主要熱衷於當作家，只有我一個人在那裡選稿編稿，忙前忙後，不亦樂乎。臨到快畢業時，我就對老爸說，不想當老師，想進電視臺做編輯當記者。

老爸瞪了我半天，說，我想想辦法。

我喜死了。

問題的關鍵在於像老爸這樣的鄉鎮幹部要想滿足我的夢想談何容易？在縣城走後門，不是人人都能走的，還得要有人指引，有人牽線，不然你提著香麻油進城也是盲人騎瞎馬。我小時候是很不喜歡老爸的，覺得他就一壞人，一天到晚只曉得吃拿卡要，但是為我的事，五十多歲的人了，揹著幾十斤的山鎮土產拱頭哈腰爬上爬下地給人賠小心說好話。往縣城跑了十幾趟後，總算是把我給塞進了人滿為患的電視臺，成了一名提著“長槍短炮”（攝影機和話筒）四處耀武揚威的所謂電視臺記者。為此還另外向縣教委交上三千元的改行費。兩個月後老爸晚上坐在屋裡看著“X縣新聞聯播”裡播出的我攝製的縣委領導開會的畫面，也很激動。進了電視臺後才發現事實總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以前在學校裡想得太單純太幼稚了。所謂新聞實際上就是領導日記，領導走到哪裡，我扛著臺索尼攝像機就必須跟到哪裡，經常被派去給臺長的親戚拍攝一下婚禮，給縣長他爸拍一盤風光大葬的紀錄片，幹好幹得領導滿意。幹了三年我屁股一扭跑到東莞來了。在東莞幾年，凡是呆過的幾個鎮上圖書館幾乎被我跑高了。在參加一些雜誌報社搞的作者聯誼會時常常大言不慚地講點這個說點那個的，以顯示自己看的書多。每次遇到一個月才有一次的公休日，混在工業區的我總喜歡跑到鎮上書報攤轉兩圈，我主要是對上面的打工雜誌感興趣，“漂泊者的港灣，打工人的家園”或者“心靈的知音、遊子的家園”，多數打工雜誌的封面上都是這麼寫的。《大鵬灣》《打工妹》《打工之友》《飛霞》《江門文藝》《打工族》《湛江文藝》《南葉》《雁南飛》《打工文學》《西江文藝》……看看上面有沒有我偷偷趴在鐵架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