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成功而驕傲；相信上帝能挽救他們”，更多是源自於鎌倉幕府的武家政權特質。

日本學者今谷明對此所作的分析可以說是相當客觀的：“被置於長期鎖國狀態下的為政者的無端猜疑，往往容易引起國家之間的悲劇……多次殺害元使節的得宗政權就是其典型。既然殺害了外交使節——日本方面已經違反了規則，那麼文永、弘安的戰爭就不能單純地看作元的單方面侵略了。”

在被北條時宗處死的使者中，有漢人也有高麗人，還有畏吾兒人。

忽必烈不可能忍受這般侮辱。

在當時，蒙古人作為一支古樸的民族，其殺戮成性代表了它落後的一面，但是他們也更加堅定地認為斬除使者是兩國交往的大忌，是對自己最大的汙辱。

早在公元1218年，當花剌子模國王處死了成吉思汗的使者和商隊後，就曾引起成吉思汗的極大憤怒，蒙古帝國第一次西征即因此而爆發。

忽必烈與他的祖父一樣，決定不惜一切代價懲罰日本。他一方面多方招募軍隊、籌集物資，另一方面決心與日本週旋到底，繼續“任性”地派遣使者要求日本迅速朝貢稱臣，他似乎是要驗證日本人到底能把自己輕視到何種程度。

公元1275年2月末，元世祖忽必烈將由南宋降卒組成的“蠻子軍”一千四百人派往高麗，進紮在海州（黃海道海州）、鹽州（同道延安）、白州（同道白川）三地——這三州一直以來都是蒙古軍團的屯田駐地。

9月，大都方面又派人探索到日本的新海路，並命高麗再次修造戰艦。

10月，高麗任命金光遠為慶尚道都指揮使，負責修建戰艦。

11月，高麗王室又向慶尚道徵發羽毛和鐵材。

公元1276年正月，高麗方面突然接到了停止對日戰備的詔書。其原因並不在於元世祖忽必烈接受了高麗君臣的“哀哀之訴”，而是因為在中國大陸長江以南的宋元戰場上，元軍自公元1273年2月攻陷襄陽後，長驅而下直取江南，但戰事進展並不順利。江南的江湖人、平民百姓、南宋正規軍這些民間和官方力量成為元軍阻礙。但戰事畢竟在艱難推進，公元1274年正月，南宋安慶府宣告淪陷，府知事范文虎向元朝投降。公元1275年，建康又陷，元軍兵鋒直指南宋首都臨安。一路打來，南宋軍民堅強的抗戰意志，使忽必烈認為臨安絕不是那麼容易就打得下來的。所以忽必烈就先停止對日征伐，以滅亡南宋為要務。

在忽必烈發動第一次東征日本戰爭的同時，南宋依然是它的軍事推進重心。比如在公元1274年12月，從襄陽出發的伯顏足足率領戰船一萬艘戰船進入長江，與南宋水軍進行交鋒，而第一次東征日本之時忽必烈只是派遣了九百艘高麗式戰船。

五　元軍二次東征——日本真的打勝了（2）

江南戰區的軍事進展卻比忽必烈預想的要順利。顯然，隨著襄陽、樊城、臨安等重鎮的陷落，南宋朝廷已經失去繼續抵抗的意志。

公元1276年2月5日，與中國北方政權對峙長達一個半世紀的南宋政權基本落下帷幕——南宋首都臨安城陷落，七歲的宋恭帝和謝太后在驚恐中向元朝投降。

從海路逃離臨安的陳宜中、張世傑等人，又擁立皇太子為帝，改年號為景炎元年，在福建、廣東等沿海地區繼續抗元活動，並且他們手中也有一支不可小視的陸海軍力量。

當中國大陸的戰事沒有結束之時，元朝無法調集充分的人力物力開闢大規模的第二戰場。而當南宋已經基本平定，元朝當然要回過頭來繼續進行遠征日本的工作。

公元1277年12月，對於忽必烈來說，高麗發生了一件不愉快的變故，可以認為是第二次東征日本前的一個小插曲。

在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