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豬出售，諭令官兵不要在買豬當日宰殺，須過幾天藥毒散盡以後，才能宰食。用水用鹽，都要格外小心，仔細檢視，對於買來的蔥、瓜、茄子，以及雞、鴨、鵝等，也要謹慎察看，防止中毒。

他還下達嚴諭，命令店鋪主人，必須將店主姓名刻於石木上，立在店前，違令不辦者，治以重罪。又禁革沿街流動售賣的小攤販，因為這些人常用毒藥謀害八旗官兵。堂堂一國之主，競要下達這樣的諭旨，歷史上是很少有的，可見漢民以投毒來進行鬥爭的行為，是十分頻繁的，已經對後金統治者造威相當嚴重的威脅。

漢民還使用了其他方式，反抗後金統治，有的私藏兵器，違令不交，為起義作準備：有的藐視汗諭，收留“逃人”，清點人丁時又隱瞞不報，對抗搜捕逃人的嚴令：有的打死為非作歹的八旗官將，懲治欺壓人民的暴徒；有的還張貼書文，斥責努爾哈赤是“說堯舜之話，而心是桀紂之心”。

《滿文老檔》載錄了兩條遼東人民反抗鬥爭的總結性材料，一條是著重講逃亡的問題。

天命九年（1624）正月二十一日，努爾哈赤下令大殺“無谷之人”時，曾怒氣衝衝地說：”應以無谷之人為仇敵”，因為，“盜牛馬而殺者，火焚積穀及村中房宅者，皆系不耕田、無谷，不定居於家，欲由此地逃往彼處（明國）之光棍也。”《滿文老檔》編寫者解釋說：“得遼東後，漢人不定居，常逃走，從事奸細，而不勤力耕田，故發怒而言也。“這是得遼東以後第四個年頭時的局面，不管汗、貝勒如何巧言勸誘和嚴格控制殘酷屠殺，包衣阿哈和一般漢民，就是不定居，就是要逃走，逃，逃，逃，不斷地逃，大批地逃，根本無法控制。

第二年即天命十年（1625），十月初三日，努爾哈赤下達長諭，列舉遼民武裝反抗事例說：我等得遼東之後，不殺爾等，不變動住宅耕田，不侵犯家中谷物而養之。如斯育養，不從。古河之人，殺我所遣之使而叛。馬前寨之人，殺我所遣之使而叛。

鎮江之人，捕我任用之佟遊擊，送與明國而叛。長山島之人，捕我所遣之使，送往廣寧。雙山之人，約期帶來彼方（指明朝）之兵，殺我之人。岫巖之入叛行，為魏秀才告發。復州之人叛，約期帶來明國之船。平頂山之人，殺我四十人而叛。

不念我養育之恩，仍嚮明國，故殺有罪地方之人。若念無罪地方之人，仍居其地，恐亂將不絕，因而移之，帶來於北方。帶來之後，住宅田穀，悉皆給與而養之。雖如此育養，仍放入奸細，受其剖付，叛逃而行者不絕。

今年，川城之人，耀州之人，以被令帶其戶來，遣人往明國，約期率兵前來。彰義站之人，以明兵來時將棒打女真，而準備棍棒。又鞍山、海州、金州、首山，其周圍備堡之人，皆放入奸細，約期引兵前來攜之而去。

這次汗諭，清楚地表明瞭遼東軍民武裝鬥爭的普遍性和連續性，從全軍進駐遼東開始，鬥爭就風起雲湧，連續不斷，迅速擴充套件，遍及後金整個轄區。

儘管鬥爭十分殘酷，滿漢人民付出了很大代價，成千上萬的起義逃亡者，慘遭屠殺，妻兒為奴，家破人亡，流離失所，但是鮮血沒有白流，滿漢人民長期堅持不懈的鬥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遼民大批逃亡，武裝反抗，形威了“叛、逃甚多，亂”的局面，使得後金國中，城鄉不寧，境內混亂，嚴重地影響了財力、物力和人力，威脅到統治者的根本利益，這也迫使努爾哈赤不得不推行“備守1日業”和“計丁授田”

的新政策。

到皇太極登基以後，實行比較緩和的政策，放鬆了對漢人的高壓，提拔了部分漢人為上層，同時採取多項的政策，給予漢民一定的權利，禁止韃子隨意的殺人。加上大金國的實力越來越強，明軍的實力越來越弱，遼東漢民的反抗，才逐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