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貞佑二年（1214年）應山東駙馬都問之請，以“不殺不爭”、“整心純一”的理念，招安了楊安兒、耿京起義軍的殘部，而名滿天下。金宣宗特封賜為“自然應化弘教大師”，派欽差大臣邀他赴京議事，被丘處機婉拒。南宋朝廷也慕名派使請其南下臨安也被婉辭。但是，不久後，丘處機卻欣然接受了遠在西域的成吉思汗的邀請。

現在來看歷史，我們知道，隨著元代蒙古政權的崛起，當時金朝和南宋政權已處在苟延殘喘的歷史階段。但是，處在當時三權鼎立的亂局之中的丘處機要認識到我們後人知道的這種歷史局面，則是需要相應的政治智慧和前瞻性眼光的。當丘處機決定西域謁見成吉思汗時，面對弟子們的疑惑，丘處機就說道：“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處無敢違”。丘處機說的循天理而行，可以說是在蒙、金、宋三權鼎立，複雜的政治形勢下，已經預見到蒙古政權要一統天下的結果。因而率領弟子18人，不顧天寒地凍，行程數萬裡，歷時三年，費盡千辛萬苦，終於在大雪山（今阿富汗東北巴達克山西南）謁見了成吉思汗。

關於這次謁見的成吉思汗動機，就是“救萬靈苦”。在去西域途中，賦詩言志道：

十年兵災萬民愁，千萬中無一二留。

去年幸逢慈詔下，今春須合冒寒遊。

不辭嶺北三千里，仍念山東二百州。

窮極漏諸殘喘在，早教生民得消憂。

見到成吉思汗，在和成吉思汗探討有關“長生”之類的問題時，不失時機地宣揚自己“敬天愛民”的思想，以戒殺、清心寡慾等養生之理力勸成吉思汗。在得到成吉思汗的賞識後，於1223年請準東歸。成吉思汗賜金虎牌、璽書，賦予其“掌管天下出家人”的特權，赦免全真道的差役、賦稅等等。丘處機則充分利用這種特權，實施其“早教生民得消憂”的政治抱負。在東歸途中夜宿蓋裡泊時，丘處機囑告隨行的弟子：“今大兵之後，人民塗炭，居無室，行無食者，皆是也。立觀度人，時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務，人人當銘諸心”。1224年丘處機回到燕京住天長觀（今白雲觀）。即四處大建宮觀，廣收門徒，利用入全真教可豁免以及其它特權，“使其徒持牒召求於戰伐之餘”，讓在戰場上大量被俘虜的民眾得以復生，解救了大量漢族和女真族民眾。清朝乾隆皇帝為白雲觀的丘祖殿，題了一幅著名的對聯，稱頌丘處機救民於水火的奇功，曰：“萬古長生不用餐霞求秘訣；一言止殺始知濟世有奇功。”

丘處機做為一代名士，以其“救萬靈苦”的心願，用自己獨到的方式；在烽火連天的戰亂年代，盡最大可能拯救民眾於水火之中。使其得到世人及後人敬仰的一個重要因素。同時也為全真教在元代大盛於天下提供了歷史契機。在丘處機“立觀度人”的號召下，經過約三十餘年的大發展，全真道的宮觀、弟子遍佈於河北、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甘肅等廣大地區。全真道也幾乎成為了元朝初期的全民信仰，舉國信奉。成吉思汗還曾多次欽賜聖旨碑，記錄道教的事蹟。1227年丘處機登真於天長觀，被追封為“長春演道主教真人”。1228年安葬丘處機時，“四方來會之道俗逾萬人，至有司衛之以甲兵”。丘處機時代，也是全真教派的巔峰時期。

丘處機在世時即被人們敬稱之為“神仙”，登真後被人們敬之為“丘祖”，其受民眾敬仰之深，與其“敬天愛民”的濟世奇功是密不可分的。

在丘處機羽化登真後，全真教的影響和勢力依然越來越龐大，從而已經引起了元朝統治者的忌憚，憲宗年間，隨著《老子化胡經》被焚事件列為禁書，憲宗詔令全真道歸還侵佔佛教的200餘處寺院等事件（請參閱本人的另一篇作品相關文章《老子過函關化胡》），全真教的發展就進入了高臺跳水後，低位發展的階段。儘管是低位發展，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