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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死後，大哥因為做了承重孫（聽說他曾經被一個嬸孃暗地裡喚做“承重老爺”），便成了明槍暗箭的目標。他到處磕頭作揖想討好別人，也沒有用處；同時我和三哥的帶反抗性的言行又給他招來更多的麻煩。

我和三哥不肯屈服。我們不願意敷衍別人，也不願意犧牲自己的主張，我們對家裡一切不義的事情都要批評，因此常常得罪叔父和嬸孃。他們沒有辦法對付我們，因為我們不承認他們的威權。他們只好在大哥的身上出氣，對他加壓力，希望透過他使我們低頭。不用說這也沒有用。可是大哥的處境就更困難了。他不能夠袒護我們，而我們又不能夠諒解他。

有一次我得罪了一個嬸孃，她誣我打腫了她的獨子的臉頰。我親眼看見她自己在盛怒中把我那個堂弟的臉頰打腫了，她卻牽著堂弟去找我的繼母講理。大哥要我向她賠禮認錯，我不肯。他又要我到二叔那裡去求二叔斷公道。但是我並不相信二叔會主張公道。結果他自己代我賠了禮認錯，還受到了二叔的申斥。他後來到我的房裡，含著眼淚講了一兩個鐘頭，惹得我也淌了淚。但是我並沒有答應以後改變態度。

像這樣的事情是很多的。他一個人平靜地代我們受了好些過，我們卻不能夠諒解他的苦心。我們說他的犧牲是不必要的。我們的話也並不錯，因為即使沒有他代我們受過承擔了一切，叔父和嬸孃也無法加害到我們的身上來。不過麻煩總是免不了的。

然而另一個更大的打擊又來了。他那個聰明可愛的兒子還不到四歲，就害腦膜炎死掉了。他的希望完全破滅了。他的悲哀是很大的。

他的內心的痛苦已經深到使他不能夠再過平靜的生活了。在他的身上偶爾出現了神經錯亂的現象。他稱這種現象做“痰病”。幸而他發病的時間不多。

後來他居然幫助我和三哥（二叔也幫了一點忙，說句公平的話，二叔後來對待大哥和我們相當親切）同路離開成都，以後又讓我單獨離開中國。他盼望我們幾年以後學到一種專長就回到成都去“興家立業”。但是我和三哥兩個都違背了他的期望。我們一出川就沒有回去過。尤其是我，不但不進工科大學，反而因為到法國的事情寫過兩三封信去同他爭論，以後更走了與他的期望相反的道路。不僅他對我絕瞭望，而且成都的親戚們還常常拿我來做壞子弟的榜樣，叫年輕人不要學我。

做大哥的人（3）

我從法國回來的第二年他也到了上海。那時三哥在北平，沒有能夠來上海看他。我們分別了六年如今又有機會在一起談笑了，兩個人都很高興。我們談了別後的許多事情，談到三姐的慘死，談到二叔的死，談到家庭間的種種怪現象。我們弟兄的友愛並沒有減少，但是思想的差異卻更加顯著了。他完全變成了舊社會中一位誠實的紳士了。

他在上海只住了一個月。我們的分別是相當痛苦的。我把他送到了船上。他已經是淚痕滿面了。我和他握了手說一句：“一路上好好保重。”正要走下去，他卻叫住了我。他進了艙去開啟箱子，拿出一張唱片給我，一面抽咽地說。“你拿去唱。”我接到手一看，是G？郾　F？郾　女士唱的《Sonny　Boy》，兩個星期前我替他在謀得利洋行買的。他知道我喜歡聽這首歌，所以想起了把唱片拿出來送給我。然而我知道他也同樣地愛聽它。這時候我很不願意把他喜歡的東西從他的手裡奪去。但是我又一想我已經有許多次違抗過他的勸告了，這一次我不願意在分別的時候使他難過。表弟們在下面催促我。我默默地接過了唱片。我那時的心情是不能夠用文字表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