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烙鐵，深深地在他的心底燙出了一塊傷疤——一個赤身裸體、披頭散髮的女人、瘋狂地追逐著他，就像一個永遠無法擺脫的心魔……”

“你不用描述得這麼詳細。”忽然，賈銘用沙啞的嗓音說道。他看上去有點恍惚，彷彿遭受了重重的一擊。

“不，這些細節對於分析J的心理狀態發展非常重要，也有助於我們理解他的心理。”陳超微笑著說道，“來來來，繼續講故事。J一直跑回到居委會關押他的小黑屋，然後一下暈倒在那裡。在他的潛意識裡，只要待在那間小黑屋裡，母親就還會在家中等他回去團聚。這是一種心理作用，跟有些人妄想透過回撥時鐘指標來逆轉時間是一個道理。在那個小黑屋裡，他沒有意識到母親己在那個下午死去了。

“當他最終醒來的時候，發現一切都變了。家中的閣樓已經空空如也，只有牆上掛著母親的遺像。對J來說住在那裡已經沒有意義了，於是他選擇了搬家。”說著，陳超合上了筆記本，“我覺得沒必要一句一句地把隨後的事都讀出來。簡言之，他經歷了無數的打擊、背叛、沮喪和憤怒。這一切感情在他心中堆積、發酵，逐漸變得扭曲。‘文化大革命’之後，J考上了大學，畢業後獲得了法學學位。當時很少有人對法律這種東西感興趣，但為自己家庭尤其是母親平反昭雪的強烈願望支撐著J選擇了這個職業。從那時起，他就開始窺探那個老田的情況。

“但將所有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三類人’都加以法辦，是不可能的。政府也不希望人們總是沉浸在過去的混沌之中。再者說，即便J成功將老田告上法庭，也不可能以謀殺罪判他重刑；相反這樣做很可能讓母親生前的痛苦成為人們的談資。

“於是J決定用自己的方式討回公道。在他看來，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合理的、有情可原的，因為他別無選擇。他報復了老田，但在外人看來卻像是老田遭遇了一連串不幸。後來J將報復物件擴充套件到與老田有關的人，包括他的前妻和女兒。如貓戲老鼠一般，他欣賞著老田一家人長時間的痛苦，就像是大仲馬筆下的基督山伯爵。”

“聽起來還真像是基督山伯爵的邏輯，”賈銘插話道，“難道真會有人按照那本書的邏輯報仇嗎？”

“呃，我是‘文化大革命’時期讀的《基督山伯爵》。說來也很有趣，當時很多西方文學作品都被禁掉了，那本書居然還在出版發行。您知道為什麼嗎？聽說江青對它的評價還不錯。事實上，那時候她就是在報復那些曾經蔑視過她的人，就是按照基督山伯爵的邏輯。”

“這種女人，”賈銘的語氣像是一位看客，“三十年代在上海就是個三流演員而已。”

“但她認為自己的行為是合情合理的。我們現在暫且把她擱到一邊，”陳超伸筷子夾了一隻牛眼，那隻眼似乎一直在瞪著他，“這其中有一處區別：基督山伯爵除了復仇之外還有自己的人生。而我們這個故事的主人公J先生，復仇成了他生命中的一切。”

“我不同意您的說法，”賈銘一邊說話一邊試著去夾魚唇，卻沒能夾起來，“按照你之前的說法，J先生應該成了一名不錯的律師，他怎麼就沒有自己的人生了呢？”

“理由有二。第一是因為職業理想的破滅。作為一名律師，他很快就發現憑藉一己之力很難維護正義。從前，那些大案要案的審理，都由領導們拍板決定。而到了九十年代，金錢交易與腐敗又侵蝕著社會的公正。隨著律師這個行當變成某些人撈錢的工具，J越發覺得自己長期以來對原則和理想的堅持變成了時代的笑柄。”

“陳隊長，您怎麼能這麼說呢？您是一位優秀的警察，這麼多年來一直都是為正義而戰吧。別告訴我您的理想也早就破滅了。”賈銘說道。

“說實話，這也是我再一次報名學習文學的原因。我正在寫的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