頻向他飛來，巴金實在有些應接不暇了。但是，他仍然抽出時間替別人作工作，例如一份上海師大中文系魯迅著作註釋組的訪問紀錄稿《〈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起草經過及其它》就擺放在老人的面前，他必須撥冗審定，老人之所以如此，是他認為自己能為別人研究魯迅作一點工作是榮幸的。

如今，五月的春風吹綠了塞北大地。巴金只好暫且放下手邊文稿，匆忙地趕到北京參加中國文聯第三屆第三次（擴大）會議了。他在這次會上要發表一篇講話，巴金已經把這個《迎接社會主義文藝的春天》的發言，看了又看，改了又改。就在巴金修改這個發言的時候，他敬重的老前輩郭沫若忽然逝世了！巴金感到悲慟，本來他想利用會議休息的機會，前往北海附近的寓所去探望郭老，然而他沒有想到同樣經受“文革”災難的文學前輩郭沫若，竟然在國家走向永珍更新的時候揮手西去了。

在這種時候，巴金的思想仍然停留在陰影末消的水平上。他希望在自己的這個後記裡講講自己的錯誤。他想對讀者這樣說：“我在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里寫作了二十年，寫了幾百萬字的作品，其中有不少壞的和比較壞的。即使是我的最好的作品，也不過是象並不高明的醫生開的診斷書那樣，看到了舊社會的一些毛病，卻開不出治病的方子。。。。。。。。。。”

巴金仍然還在寫自己的批判！他那時的思想還停留在自省自悟與對靈魂深處封建思想的反思之中。巴金並不是故意裝出來的假謙虛，而是當時的歷史背景留給他心靈上的烙印太深太重。他始終感到自己還是一個有待改造的人物，儘管他的問題早已經得到了解決，寫作的自由與出席各種社會活動已讓巴金重新找回了那個淡忘了的世界。然而一遭蛇咬，三年怕井繩的畏怯感與舊時代作家的“自卑”，仍然時時在束縛著他的思想理念。

後來，在《家》再版的時候，巴金果然把上面一些想法變成了文字，寫進了該書的後記。讓讀者們讀來感到不可理解的是，巴金在這篇後記中竟然如此嚴肅地解剖自己的靈魂：“小說裡面我個人的愛憎實在太深了。象這樣的小說當然有這樣或者那樣的缺點，我承認，我反封建反得不徹底。我沒有抓住要害的問題，我沒有揭露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剝削，我對自己批判的人物給了過多的同情，有時我因為個人的感情改變了生活的真實。。。。。。。。。。。。。”

北京的六月是炎熱的。

全國文代會期，讓巴金最動感情的還不是他在會議中又見到了許多劫後餘生的文壇老友。讓他大傷其心的是，參加作家老舍的骨灰安葬儀式。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布置了一個既簡樸又隆重的會場，正面黑色的帷布上高懸著老舍那熟悉的遺像。巴金看到那張照片，就會想起自己和老舍生前見到的最後一面。那是1966年颶風乍起的盛夏，他奉命從上海來北京籌備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也是6月初的一天上午，他忽然在人民大會堂的某一個廳裡經過，這時，他對面忽然走來一個熟悉的身影！

古都·《家》·太平湖（3）

“老舍？！”巴金那次到北京，由於毛澤東已經接連批了兩個有關文藝團體的重要批示，所以他剛到北京就有一種恐懼感。加之會議籌備的緊張，巴金很少有機會外出，探望在京的朋友。當時，他特別想有機會看望一下老朋友，其中就包括老舍。不過巴金為少給別人帶來麻煩，還是讓這一念頭自生自滅了。可是他沒有想到，老舍現在竟然出其不意地來到了自己面前。

“巴金先生，你好！”與此同時老舍也認出了他，他們緊緊地握著手，然後來到大廳一隅，悄悄地談了幾句知心話。他看出老舍並不像自己想的那樣緊張，儘管北京的形勢已有山雨欲來之勢，老舍卻依舊處之泰然。他對巴金說：“請放心，我很好。請告訴上海的朋友們，我沒有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