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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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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齊桓公是位霸主,他的國內政治作為就是:殺了五個奸臣,而且追究保舉他們的人的責任。如此,無論官員還是百姓就不非議朝政了。現在絕不能當斷不斷,繼續縱容犯罪。凡是聖明的君主,聽到僕役童子及一般婦女的進言,都把他們當作加給泰山的微塵,當作集於淮海的霧氣,這微塵、這霧氣雖然未必有益於泰山之勢、淮海之氣,但總是沒有害處的。皇帝呀,您好好想想吧!”

順帝看罷告狀信倒沒說什麼,反而是朝中大臣們大為不快,因為如果查處任嘉的案件或許會涉及自己的利益,至少也會得罪一批人,所以就指責楊倫言辭不遜即不知道尊重皇帝。緊接著又有朝中的低階官員說,楊倫知道了一些不該知道的事情,非法獲取國家枚�何娜送餛蓴鹿俚娜�嵌氛�旱隊氡省∽髡擼呼胙宄�

自序 由司馬光東漢風俗論說起

眾所周知,在浩如煙海的中國歷史典籍中,國史上品是《史記》、《漢書》、《三國志》、《後漢書》(成書晚於《三國志》),此為“前四史”。而前四史之外,最好的國史作品非《資治通鑑》莫屬。

通鑑作為中國編年史鉅著,其用筆精當、品評得體,時至今日亦無出其右者。這並不是厚古薄今之論,因通鑑在當時的主要作用是為“資治”之用,即為皇帝治理國家而將此前的歷史事件按序寫清,其必以簡而不陋、當而不雜為不易的標準。主編者司馬光的學識也為一代之冠,學風紮實且寄託深遠。

對於東漢這段歷史,司馬光可以說是情有獨鍾,而他的“東漢風俗論”也成為史評絕品。在《資治通鑑?漢紀》最後,他說:“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若有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混淆,是非顛倒可謂亂矣。”面對國家政治的敗壞,知識分子們不甘隨波逐流,乃奮起抗爭,在政治高層有楊震、李固、陳蕃等人“用公義扶其危”,在民間有以範滂為代表的一批學者“立私論救其敗”。這些人特受司馬光之尊重,在通鑑“東漢風俗論”中他繼續寫道:“至有冒斧鉞,僵仆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

司馬光堅決認為,這些人的道德抗爭是東漢初三朝道德教化的遠期收益。為了說明東漢風俗也即知識分子主流意識的道德性,司馬光還舉了曹操不敢明確代漢的事例,加以說明,他寫道:“以魏武之暴戾強伉,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

從一個側面講,東漢一代是中國知識分子道德品質的黃金時期,甚至可以說范曄的《後漢書》就是一部東漢知識分子的道德抗爭史。

中國歷史以漢唐為榮耀,但是唐實不如漢,因為唐繼隋而精化科舉,知識分子的生產基本流水線化,其道德擔當大大減低。所以,有近代史學家如夏曾佑稱科舉開啟之後,中國知識分子進入了“無恥時代”。即便是兩漢之間,東漢亦勝於西漢。比較王莽與曹操兩個篡權者的操作方式便可明瞭:西漢末王莽之篡,有四十多萬知識分子為其歌功頌德,稱為文人之恥;東漢末,曹操雖極力拉攏士人,稱為唯才是舉,但如司馬光之論,“猶畏名義”。

作為知識分子道德品質的黃金時代,彰顯其品質的是道德敗壞集團的無恥行徑。東漢繼西漢有外戚之弊,而無以革除,知識分子們就以捍衛皇權即傳統為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