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光客。民眾。回憶又再次湧進腦海。“剩下的我們來搞定！”奧薇朵提過的柯達膠片廣告是這麼說的。那個聯想讓法格斯莞爾不禁，有好一陣子他不斷地嘗試以攝影達成目標。如果攝影是最終的意圖，應該會是個混合或令人不滿的公式；不過那是針對他腦海裡漸漸成形的計劃所做的一種預備，一種事前熱身動作和訓練方法，一種讓眼力更加敏銳的方式，使他以不同的觀點去看待攝影和繪畫。自從波羅沃拿歇爾捷公路壕溝事件將法格斯的生命推往另一個方向，他透過連續兩年在波斯尼亞、盧安達和獅子山等地的緊湊工作，將那個事件的副作用控制在合理範圍內，隨後便放下戰地攝影記者工作。經過一段長時間累積的過程之後，這個決定終於初具雛形：波特曼港的撕裂土地，科威特上空的濃黑雲層，遠處燃燒的杜布羅夫尼克和奧薇朵染上紅光的軀體，接著在薩拉熱窩假日飯店沒有玻璃的房間裡，好幾個寒冷寂寥的夜晚，面對著爆炸和烽火所映照出的城市幾何圖案全景，這一切都以它不可避免的眾多彙集直線，引導著法格斯走向那個審判廳。那場戰爭進行到一半的某個冬季早晨，在審判廳裡有個名叫波里斯拉夫·赫拉克（Borislav　Herak）的塞爾維亞人，他出生於波斯尼亞，也曾是波伊卡（Boica）種族淨化分隊的成員，之前還在肉鋪裡學過殺豬，他以冷酷的口吻詳述自己除了大規模屠殺行動之外的三十二起個人謀殺事件，其中包括了學生或家庭主婦在內的十六個女性受害者。他從變成塞爾維亞軍隊慰安場所的汕吉（Sanjak）監獄旅館裡把她們拖出來先奸後殺，像他的戰友們對待另外上百個女人那樣。在法庭和記者面前，赫拉克以恰當的手勢與表情講述謀殺一個二十歲年輕女子的過程。“我命令她脫掉衣服，她卻大吼大叫，當我再次毆打她，她才脫掉衣服。我先強暴她，再丟給我的夥伴們輪姦，然後我們用車子把她帶到如奇山，我在她頭上開了一槍，把她丟到灌木叢裡。”法格斯在相機取景器裡框取赫拉克的臉孔，那是個不起眼的平凡臉孔，一種在非戰爭期間會被當做可憐男人的臉孔。他慢慢地放下相機，沒按下快門，因為他相信世上沒有任何一張照片可以表現或解釋出那種東西，甚至連當時電視攝像機所錄下的影像或聲音也辦不到。地質並沒有道德可言，奧薇朵談到別的事情時曾說過，儘管談的或許是同一件事：絕無可能拍下宇宙慵懶的呵欠。就這樣，法格斯以那種方式走到三十年戰地攝影生涯的盡頭。那三十年的慣性運作依舊維持了一段時間，把他帶往其他的戰爭場景，但是那時他已經對鏡頭呈現的東西失去所剩無幾的信心，失去昔日驅使他把指頭放在快門和對焦與光圈旋環的希望。然而，奧薇朵從來無法得知她和那一切的關係有多密切。隨後法格斯花了很長一段時間跑遍美術館，拍攝戰爭圖畫，照片中還包括了觀畫的民眾；那是一系列奇怪的作品，他自己慢慢地發覺其中的意圖。他取得博物館的拍攝許可證，帶著沒有閃光燈和腳架的徠卡相機、35mm的鏡頭和適合以自然光和低速拍攝的彩色底片，執行詳盡的研究與紀錄工作，昔日的戰地攝影師從包括歐洲和美洲在內的十九家博物館的一長串清單裡，挑選出六十二幅戰爭繪畫，他在每一幅畫前站上好幾天，拍攝圖畫以及在畫前駐足的人、零散或團體的參觀者、學生和藝術講解員，也拍下展覽廳空蕩無人的時刻，或是參觀民眾多到幾乎看不到作品的時刻。他就這樣進行了四年之久，從不斷取捨照片，到收編二十三張照片作為最後一系列作品。從《馬德里一八○八年五月二日》（El　2　de　mayo　de　1808　en　Madrid）裡男人持刀刺殺埃及僱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