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果然都是統治者的好臣子啊！居然把孫子刪書這個真假難辯之事給說了出來。但是臣子這麼給高皇帝洗地，作為子孫後代的自己，就不好再提此事了。

其實之前在道出這句話時，朱宜鋒的視線朝著孝陵的方向投去，他並不後悔說出這句話。或許對於不少人來說，朱元璋是完美的，但是完美，並不意味著沒有犯錯。

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在這件事兒上他就做錯了。

“高皇為了讓大明政權千秋萬代永世不倒，刪以《孟子》85條，但其亦知文不可盡刪，僅編了一本《孟子節文》，以供士子專考，可卻不禁士子看《孟子》全文亦不禁印此書，但是高皇卻未曾想到，其無意之舉，卻由此開以中國刪書之河，”

因為認了朱元璋作為“先祖”，那就必須要為其行為負上一些責任。

“至滿清時，滿清更是將其發揚光大，滿清以異族蠻夷入主中國，為維持統治，更是推行文字獄，以文入罪。刪改天下之書，焚書數萬，更是為維持統治，肆意刪改儒家學說，以至於儒家完全淪為其工具，成為其奴役百姓之本……”

“滿清禍國如此，實是可恨至極！”

郭嵩燾直接道出了一句政治正確的話來。點點頭算是認同的他的這個態度，朱宜鋒又接著說道。

“然而這不是真正的儒家，而是代君王隨意修改後的儒家。”

是的，這並不是真正的儒家。說儒家愚民的必須要先區分孔孟的儒家和董仲舒之後的代儒家。漢武帝時期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可以看作儒家的發揚光大，但是也可以看作是儒家的一種“變態”。仲舒時期的儒家已經摻雜了一些陰陽五行的神秘學元素，為了體現君權神授的觀點，開始有了愚民的“雛形”，仲舒時期的儒家已經摻雜了一些陰陽五行的神秘學元素，為了體現君權神授的觀點，開始有了愚民的“雛形”，

真正的儒學中，有“愚民”爭議的只有《論語》中《泰伯篇》中的一段話，引起爭議的原因是斷句問題，也就是那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第一種斷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種斷句是不折不扣的愚民思想，翻譯過來大意就是“可以讓人民按照我們得意志去做，但是不能告訴他們這樣做的理由”，如果這種斷句成立，應該是最早的儒家愚民思想雛形。至於第二種斷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種斷句截然不同，翻譯之後就是“民眾同意，我們就實行；民眾不同意，我們應該和他們說清楚道理和原因”，但是在後世很多人認為這是人們對於孔子的過分拔高，基於政治正確的原因，學術界支援第一種斷句以及翻譯確實也多一些，但是對於朱宜鋒來說，他更傾向於第二種，因為他知道中國的根本在什麼地方。

“其實，從開始罷黜百家的時候，掌握在統治者手裡的儒家就成為愚民的工具。究其原因還是在於秦，秦國因為愚民而興，也因為愚民而亡。但是，自此之後，百代都行秦政治，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所以，“愚民之道”就再沒有退出中國史的舞臺。”

緩步向前走著，朱宜鋒邊走邊感嘆道。

“不過，秦國二世而亡的教訓，卻為朝代所警，但“漢隨秦政”的影響，加之秦國因“愚民”而強的現實，又為代王朝不甘捨棄，而在這個時候董仲舒出現了！”

是的，董仲舒是一個關鍵的角色，這正是朱宜鋒研讀史集得出一個結論。

“後人只看到董仲舒勸說漢武用以儒學，卻未看到漢武取儒家之“仁”不過只是拿來一用，所謂“仁”不過只是用來矇騙百姓罷了，是為了掩飾秦政的本質，而董仲舒恰好看到這一點，看到漢武需要用儒家的“仁”去掩蓋法家的“暴”，需要用“三綱五常”來確立漢家統治的合法性！”

作為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