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品質和能力，尤其在一個價值觀念多元化的時代，對於那些與“人乳宴”類似的不偷不搶，不逼不迫，你情我願，公平合理的自由選擇和自由交易，與其內服良知外用公理，不如向索爾�貝婁為我們創造的那個赫索格先生學習，養成一種在每天洗臉刷牙之後再嘔吐一番的個人生活習慣。噁心和嘔吐（所謂“品味”其實是對於感到噁心並且可以嘔吐這種能力的一種比較噁心的註解）當然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它說明不了什麼，更改變不了什麼，只是憑籍這一種被動的反應或被動的抵抗，我們在生理上多少會好過一點。正是：

無情未必真豪傑

有奶如何不是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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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羿射下來的是什麼

雲南省對標語口號展開清理行動，抹掉了遍佈城鄉的35242條（幅）“有傷大雅、有礙觀瞻、語句生硬、態度蠻橫、宣傳效果適得其反、命令強制、狐假虎威”的標語，這些“命令式、強制性、威迫性”的標語如：“養女不讀書，不如養頭豬”、“寧可添座墳，也不添一人”，等等。

喊著口號學說話，讀著標語學寫字——我就是這樣長大的。由我本人親筆書寫的最後一條大字標語，內容是：“借黨報東風，從校園每個角落肅清左傾思想的流毒！”，落款是“校學生會宣”，時間大約在1983至1984年間。現在看來，這條標語雖然無傷大雅，卻也大體符合“語句生硬、態度蠻橫、命令強制”尤其是“狐假虎威”的不良風格。撫今追昔，我對標語口號的感情一言難盡。以從傳播學的觀點來看，標語和口號都是低成本的有效傳播工具，革命的用得，不革命的也用得。1934年，英國傳教士BOSSHARDT在西南山區被紅軍俘虜，並隨軍長征一年餘。獲釋後在倫敦出版《神靈之手——一個在中國被俘的基督徒的日記》一書，高度評價紅軍的宣傳工作。他寫道：“這支軍隊每到一處就在一切能書寫的地方寫標語，招集當地窮人，非常熟練而又有條理地將地主的糧食分光”。該傳教士從紅軍那裡得到的技術啟示顯然多於道義感召，他更向年輕的傳教士們發出呼籲，要學習紅軍的這種“簡練有效的辦法”。

但凡標語及口號，無不以簡明扼要、強制武斷，甚至“態度蠻橫”為主要技術指標：“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來就是好來就是好！”“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顧客就是上帝”，“我就喜歡！”——價值取向雖不一致，但是技術標準、從語式到態度，差異實在沒有年代來得大。當然，“就是好”也可以改寫為“做女人挺好”，不過在我看來，就標語口號而言，“挺好”已經逼近了語句婉約，態度溫和以及有商有量的底限。至於“今天你有否××？”之流，已經不能視之為標準的標語口號了，總覺著是一聲可有可無的禮節性問候，聽著就跟“吃了嗎？”那么沒勁。

比較高階的標語口號，還有音韻和修辭學上的考究，例如近期在雲南被清理掉的“書”和“豬”、“墳”和“人”。文革後期，法國左派文人組團到訪華，回國後（記不清是巴特還是拉康）撰文介紹中國革命形勢，特別推薦一條口號：“批林批孔”——對“批林批孔”實質內容的不甚了了並不妨礙對雙聲迭韻的激賞。也就是說，如果巴特或拉康當年在中國聽到的政治口號不是“批林批孔”而是“羅曼羅蘭”，同樣也不影響他們回國後寫一篇同樣的報導。當然，對標語口號在音韻和修辭上的追求不宜刻意，更不可因此而把標語口號弄得太長，像“高高興興上班來，平平安安回家去”這種，過份追求對丈工整，AABB迭字，做為這條標語的目標受眾，一個做人認真的駕車者在大街上若定睛通讀一遍，分分鐘就有發生交通意外的可能。

標語口號的最高階形式，表現為豐富的互文性（transtexuali